如果说从晚清到上个世纪30年代之前，还可以称之为近代刻本印书的“中兴期”，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尚不至于如八年抗战期间恶劣糟糕，以遗民自况或襟怀风雅的旧式文人尚可以勉力为之；那么，在日寇悍然侵华，举国生灵涂炭之际，恐怕已鲜有人再能从事此项传统事业，只能称之为近代刻本印书的“衰亡期”了。即或仍有个人能置身事外，偶尔为之，这类“抗战刻本”能于劫灰之下幸存下来的，几率也非常之小了。

四川成都存古书局刻本，程天放主持重刻期间所撰序言

程天放头像

　　抗战期间，中国文化产业曾遭受重创。在此期间，物资短缺与环境恶劣，不要说成本高昂、人工技术要求苛刻的刻本印书，即便是现代出版业也随之萧条不振。南迁至后方的大部分出版机构，大多只能印制纸张粗劣、油墨漫漶的铅印书籍，古籍刻印事业基本中断。如今正大力搜寻民国刻本的藏书家们，无不感叹，1937至1945年间的刻本实属凤毛麟角，几无存世迹象。

　　事实上，也并非完全如此悲观，在抗战大后方的巴蜀地区，还曾有过较大规模古籍刻印，且还是官方组织实施的，并非偶尔为之的个人行为。这一国难之中的振兴文化之举，之所以长期以来鲜有人提及，主要还是因实物证据缺乏之故。如今我们在巴蜀地区旧书店中，还能偶尔遇到一两册这种“抗战刻本”，但店主都无一例外将其出版时间笼统定为晚清或民国，根本不会联想到，眼前这种纯为古籍内容、纸张刻印效果均颇为古旧的刻本，会是抗战期间的产物？

　　笔者偶得一册《白石道人歌曲》，是四川成都存古书局的刻本，乍一看，晚清或民国初年的刻印特征明显。但书前所附的序言，却是民国三十一年七月所撰，这就明确指示出了，此书乃是抗战期间的旧版新刻，正是难得一见的“抗战刻本”。序言全文照录，酌加标点如下：

　　蜀之刊人以善刻书著。清季王湘漪先生主讲尊经书院，伍肇龄先生主讲锦江书院，先后择国学书籍若干种，付之剞劂，以惠学子。及存古学堂成立，两书院及官书局之书版均归焉，并加镌若干种，精印行世，一时称盛。其后存古学堂递嬗而为国学院、国学专门学校。公立四川大学复兴，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合并而为国立四川大学，此项书版遂为川大校产。民国二十七年冬，余奉命长川大，公余检视，见书版凡四万余块，经史子集均有。惜庋置一室，多年未加整理，或就残缺，或遭虫蛀，惄焉伤之。拟招工补刻重印，以广流传。因校欵支绌，有志未逮，仅移置旧皇城门楼下以防空袭，施行煮晒，以去虫害而已。抗战既历数载，海岸线悉遭敌寇封锁，西洋科学书籍几不复能输入，东南各都会沦陷敌手，官书局及印书业均受推残，故虽国学书籍亦感缺乏。川大有此版本，而弃置不加利用，实至为可惜，余乃就集会中枢之便，便言于总裁兼行政院院长蒋公，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庸之先生，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先生，请拨欵整理印刷，以救坊间书籍之穷。

　　蒋公及孔陈二先生慨然允诺，遂于民国三十年冬拨十六万元以办理此事。惟以工价物价之高昂，未能悉行整理，爰择学子需用最切之书，若五经四史之类，凡二十五种先行付印。其余则稍缓时日，期能一一重印也。补刻工作始于二月，随刻随印至七月，而书成。余乃志其经过于简端，世之学子溜览诸书时，对蒋公及孔陈二先生阐扬国学，提倡文化之至意，当永矢勿忘也。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程天放

　　稍加研读这篇序言，抗战期间官方组织的这次古籍刻印活动，便脉络清晰地呈现于眼前了。是书采用四川特有的一种淡黄色皮纸印成，如无这篇序言附前，还是很容易与晚清或民国初年的当地刻本相混淆的。由此也可以揣测得到，后世书商将这批“抗战刻本”混充早年刻本，是相当容易的，只要将书前附印的这篇序言撕去，便神不知鬼不觉，很难看出破绽来。这篇幸存下来的序言，所透露的历史信息细节不少，归纳起来，至少有一个史实得以确证，即1940年冬，时任四川大学校长的程天放向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等请示，得到政府拨款十六万元，将川大贮存的四万余块古籍刻版拣选整理、补刻重印，先行印制了二十五种古籍。

　　在抗战期间，能申请政府拨款，专项用于古籍刻印事业，是相当难得的。当年的各大校长中，程天放此举颇有些特立独行。那么，程天放何许人也，竟可“就集会中枢之便”，向蒋、孔、陈等国民党高层直接请命呢？

　　程天放（1899—1967），字佳士，号少芝，江西省新建县人，生于浙江杭州。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曾当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是上海学生运动领袖之一。自复旦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后转入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系。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任该党机关报《醒狮日报》总编辑兼该党加拿大东部支部长。1926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8月归国，在复旦大学及大夏大学担任教授。1927年，任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29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后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三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江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1932年，兼任陆海军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委员，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后任浙江大学校长。1934年，调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再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1935至1938年，被任命为首任中国驻德国大使。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冬，程天放被任命为四川大学校长。1939年3月，正式赴任，直至1943年调任中央政校教育长兼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1947年，获选为江西地区立法委员；1949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还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等要职。

　　从程氏这段履历来看，抗战前夕，他在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均被委以要职，与政府高层本就接触频繁，有极深厚的政府背景与资源。他不但在宣传、文教事业中多有创举与成绩，任驻德大使期间，还曾陪同孔祥熙等赴德面晤希特勒，试图在抗战前夕说服德国孤立日本，全力施展多面外交手段，期望在国际博奕成就外交奇功。应当说，程氏本身的社会定位是一位有杰出成绩、敢为人先的青年政治家，而并不是一位纯粹学者出身的大学校长。但在其任川大校长期间，旧版新印的刻印古籍事业，却也正因为其政治生涯上的便利，得以重获新生。这虽然仍是杯水车薪式的“政绩工程”，却实实在在可称之为民国刻本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刻印，是抗战期间当之无愧的古籍刻印活动最大规模者。

　　此外，程氏序言中提到的四万块书版，目前已不知所踪，或存或毁，或散或佚，都不得而知。程氏当年费尽气力，所重新刻印的这二十五种古籍，目前也因藏品的缺乏，无法确知其准确书目。据目前笔者所知，有藏家称，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四种原成都存古书局印行的“前四史”零本中，偶有发现纸张、开本、版框与笔者所藏《白石道人歌曲》相仿者，很可能就是程氏主持重刻的二十五种古籍之一，但大多数都没有程氏序言附前，市面上仍以晚清刻本视之，以作善价。看来，要澄清历史真相，还这段“抗战刻本”之本来面目，还需假以时日，还需相当充分、相当持续的甄别与研究。在此，只能寄望有朝一日，各地藏书家能各尽所能，终可搜齐这二十五种“抗战刻本”，一方面既是巴蜀刻本的绝版存照，另一方面，也堪称抗战大后方在文化救亡方面的特别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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