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莎拉在中国美院，刘珊珊摄

　　2014年2月14日，中国艺术史研究者高居翰在美国加州伯克利的家中与世长辞，享年87岁。

　　“令我害怕的不是死亡，让我害怕的是，我脑中还有这么多东西，我得趁还来得及，把它们提取出来。”晚年的他曾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在生命的最后几周，虽然一直卧病在床，经常处于神志不清的昏睡状态，需要长期服用吗啡来减轻病痛，但高居翰仍然在坚持制作关于中国绘画史的免费视频系列讲座。

　　据他的女儿、钢琴家莎拉(Sarah Cahill)回忆，就在他去世的前两天，凌晨3点钟，他突然清醒过来，向家人索要了一支录音笔，想要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他说自己做了很多梦，出现了很多幻觉，自己正在接近死亡。但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并不会因为死亡而结束，因为时间是由人们开始记录它而开始的，“艺术史学家一直试图记录艺术史，我也一直试图用照片和视频的方式记录宋代绘画的历史，这将是我最终的博客”。

　　这其实也是高居翰一直以来的心愿，将自己全部的学术资源分享出来，建立一座中国艺术资料库，供学者们研究使用。这座丰富的学术矿藏——“高居翰数字图书馆”，如今坐落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于2017年正式上线。高居翰曾经说，他不想这座图书馆变成自己的纪念碑，它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研究性的图书馆，对全世界中国艺术研究者有所裨益。

　　今年，在高居翰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文汇学人》采访了莎拉，请她从女儿的视角，回忆日常生活中关于她父亲的点点滴滴，包括对中国和中国艺术的热爱，以及他与中国学者之间的深厚情谊，以此纪念这位用毕生心血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美国学者。

　　他想确证画中的世界是否真实，于是便决心开始研究中国艺术

“我的父亲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在他的带领下去欣赏那些画作，会让我仿佛置身于画家笔下的那些景观之中。”

　　记者：在学界，高居翰先生被誉为“最了解17世纪中国绘画的美国人”，站在女儿的角度，父亲在您印象中是个怎样的人?

　　莎拉：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聪明且强大的人。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他能记住自己高中时背诵的诗歌，能记住那些最晦涩的中国画家的名字，他们的出生日期和作品，但是，他却记不清楚我的生日。他是一个内心复杂的人，有时候看起来很孤僻，但总是慷慨和善良。在我和我哥哥尼克小的时候，他会经常制作各种玩具送给我们，比如精美的木偶剧院，为万圣节而准备的用纸制品、电线和其他家用物品做成的全尺寸骨架，用木屑制成的捕鲸船，以及用衣架制成的雕塑，等等。

　　记者：在您的印象中，他是如何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画产生浓厚兴趣的?

　　莎拉：在我看来，父亲是从零开始，直到现在成为一位出名的人物。他并非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或是艺术世家，他是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的爷爷是加州一个小镇上的游泳教练，当时他对我父亲是有点失望的，因为父亲没能如他所愿成为一名运动员，反而像个瘦弱的书生。后来，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爷爷和奶奶离婚了，奶奶后来再婚。我父亲其实是由他们的朋友和家里的其他亲戚抚养长大的，他根本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家。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系列非常巧合的机遇让我的父亲爱上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画。

　　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上学，最初他想成为一名作家。但过了不久，征兵开始了，我的父亲想要学日语，于是他就去参加了军队的日语学校。在亚洲的时候，他在韩国和日本的古董店里买了一些便宜的中国画。他对画中的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想确证它们是否真实，于是便决心开始研究中国艺术。从亚洲回到美国后，他参加了学校东方语言学习的项目，在那里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启示，那是父亲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直到1973年他第一次去中国，他研究了所有他能找到的资料，并开始大量撰写关于中国画的文章。

　　记者：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浓厚兴趣是如何体现的?他带您去看展览吗?会和您讨论中国绘画吗?很希望您分享一些细节。

　　莎拉：从最初的日子到2014年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影响在我们的生活中始终存在。在我了解基督教之前，我就学习了佛教和道教。因为父亲，它们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我的家里挂着许多画，就在我每天练习的钢琴旁边。在我父亲生命的尽头，当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时，只有当他讨论中国画时，他才会表现出真正的兴奋和热情，仿佛回到了旧时的自己。在我的童年时代，每次出去旅行我们总会去看各地的中国画，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亚洲。

　　我的父亲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在他的带领下去欣赏那些画作，会让我仿佛置身于画家笔下的那些景观之中。无论是在我们伯克利的家里，还是在伯克利艺术博物馆和太平洋电影 资 料 馆(BAMPFA)，抑 或 是在我们的旅行中，每次欣赏中国画，他都会让我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在那些画作的细节，向我展示为什么某些笔触是创新的或独特的，那些构图是如何在左和右之间找到平衡，以及画家们是如何把握构图的视角的。在他的讲解下，这些画作会变得截然不同。我相信，不光是我本人，还有许多人也接受过我父亲类似的引导。

　　所以我也逐渐意识到，他与这个领域的其他人进行辩论是多么重要，即他与中国艺术史学家们关于用 “图像”(visual)还是“话语”(verbal)来研究画作的争论。他认为后者是“无艺术的艺术研究”(artless studies of art)，他认为一切都隐藏在画作本身，要从那里寻找。他很享受辩论的过程，也喜欢有一个持不同立场的“陪练”伙伴，这能让他更加严谨地论证自己的观点。此外，父亲也会将绘画和诗歌、音乐相比较，从格式还有手法的角度，这些都带给我很多启示。

　　记者：看来除了绘画以外，您的父亲也对诗歌和音乐情有独钟?

　　莎拉：是的，他喜欢古典乐。小时候，他会带着我欣赏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马勒和斯特拉文斯基。在12岁那年，我弹了一首勃拉姆斯的“Intermezzo in A minor(Op.118)”，父亲听完后评价说：音乐才是你的天赋所在。他没有说错，音乐成为了我毕生的事业。他也喜欢诗歌，他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写诗，他最喜欢十四行诗，他喜欢那种严谨的格式和带来的正式感。在我2011年生日的时候，我告诉他，希望他为我写一首十四行诗作为生日礼物。他愉快地答应了，并且马上就开始动笔。写完后他告诉我，他不仅仅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而是每天一首十四行诗。我想，他的灵感绝大多数还是来自他最热爱的中国，包括他和他的中国朋友们的友谊，他们对于中国绘画和园林的共同热情，以及他们之间激烈的争论。

　　对他而言，中国是最重要的前线，是他生命力的源泉

年轻时的高居翰

高居翰与王季迁(中)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上一次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时，回忆起您父亲几次去中国的时候，会写信给家人和朋友。其中谈到，您在他过世后收到了他当时写的一批信件?

　　莎拉：1973年，父亲跟随考古学家代表团第一次去中国，那时我才13岁，对他所做的事情毫无概念。当时他在中国，会给我的母亲和我们都写非常长的信，他也会给他的学生写信，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可能给所有的人一起写信更容易一些，所以最后这些信件完全没有任何给我写的私密信息，都是一些新闻，或是他在艺术史方面的所见所想。当时的我不看这些信件，我希望他可以为我专门写一些东西。在他从中国回到美国后，我为他演奏了一首门德尔松的曲子，可是在我弹奏的时候，他一直在跟我的朋友聊天。演奏完毕，他就简单地说：“这个弹得还不错，你还在练别的曲子吗?”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是在父母过世之后才慢慢地去了解他们，对于我来说也是如此。直到他过世以后，那些我当时拒绝看的信件才最终回到我们的手中。现在，重新翻阅这些信件，我才能够理解第一次抵达中国，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特别是，我自己来到中国以后，从父亲的各位同事以及朋友那里听到和学习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才明白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

　　记者：能否谈谈这批信件的情况。关于中国艺术，他在信中是如何谈论的?

　　莎拉：在这些信件中，父亲写下了自己亲眼看到的他所研究和喜爱的中国艺术，他的兴奋与激动之情跃然纸上。比如，他记录了自己第一次见到西湖的心情，其中有这样一段：

　　今天早上，我一早醒来外出散步，也第一次看到了西湖，马上明白了为什么这里被认为是中国最美的地方，以及为什么有成千上万首的诗和画作都是关于西湖的。它很浅，特别平静。湖边有树木、小山，还有非常著名的堤坝，这在白居易的诗里面提到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苏东坡设计的。堤坝两边有很多柳树，可以说是绿树成荫;还有断桥，就像我在古画里看到的那样。上午，主办方又带我们在湖上泛舟。但当天天气不好，有点阴，但我们都很乐观，鼓励自己说这才是真正南宋衰颓时期应该有的天气。我们来到一处被称为“三潭映月”的景观，上面有以莲花为基底的建筑。在小岛的南部，水中有处地方有三个石制灯笼，每个灯笼上都有五个孔。满月的晚上，人们会把蜡烛放在石头的灯笼里面，这样一共能看到17个月亮。这其实也是某个学术纠纷的来源：之前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如果看陈宽的绘画，从诗意的角度来说是可以出现多个月亮的倒影，但是从物理现实来看是不可能出现的。当时我的一些研究生们跟我说，在西湖确实能看到多个月亮的倒影。很高兴来到“三潭映月”，它真正澄清了我心中的疑惑。

　　除此之外，父亲也写过关于参观故宫博物馆的文章，那里让他非常惊叹，他拍摄了许多杰作并写下了很多重要的发现;他还提到了自己在旅途中看到的有趣的陶瓷和雕塑。他也写过许多记录自己与中国学者和艺术史学家会面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关于他长期钦佩的画家程十发先生。程先生还为父亲创作了一幅画，作画的过程被他用相机记录了下来。不过，这批信件中更多的内容还是集中在“中国画”本身。在这些信件中，父亲详细地描述了那些他第一次亲眼所见、而原先只能通过照片欣赏的伟大作品。

　　记者：我们知道，止园是您父亲一直牵挂的一座中国园林，尽管目前原貌已不存。您的父亲和您谈起过止园吗?

　　莎拉：当然。他和我讲过，在他第一次见到张宏的《止园图册》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他并没有认真地去看待，因为张宏的作品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画的主流审美，但后来，他非常欣赏张宏。他还告诉我，吴亮《止园集》的发现，以及同中国学者刘珊珊、黄晓合著《不朽的林泉》，终于佐证了这座园林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这一切对他而言是多么重要，意味着他半个世纪研究生涯的高潮。

　　记者：止园研究的推动亦是一段中美学界跨国合作的佳话。关于您父亲和中国艺术的特别关系、他和他的中国朋友的关系，您是否知道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高居翰与吴冠中(左二)

　　莎拉：我对王季迁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和我父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会经常来我家拜访，他们俩会滔滔不绝地谈论历史上有名的中国画和伟大的艺术家。父亲初识王季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对王季迁予以了高度的赞美：“他的作品让我在20世纪50—60年代看到了一种新的令人振奋的风格，看似形状不定的用墨和颜色图案，实则精细、训练有素的笔法，让他笔下的景观栩栩如生。”我母亲也跟着王季迁和张大千学中国画，她告诉我当他们同我父亲谈话时，他们会让她一遍遍地画竹子和梅花。我父亲还经常带他的中国朋友们到他最喜欢的地方——雷斯岬(Point Reyes)的海滩，因为那里挺拔的柏树和崎岖的山丘总是会让他想到古老的中国画。

　　我父亲一开始也特别抗拒电子邮件，他更喜欢传统写信的方式。但当他意识到电子邮件可以把他在世界各地所有的朋友联系起来，尤其是把他和中国的朋友联系起来，电子邮件对他而言就像生命线一样越来越重要。每次收到来自中国的信息，不管是来自教授、出版商，或者是他在中国的学生，我父亲都会特别激动地告诉我。我觉得对他而言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线，如果他的工作能够在中国得到赏识，他获得的成就感将远远大于西方欧美的听众们给他的赏识。就在他去世之前3个月，他非常激动地得知止园的模型被打造出来，这为当时身体每况愈下的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记者：最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是您父亲在学术上的毫无保留。他慷慨地分享他多年搜集的珍贵材料;在生命的最后，他也一直在做免费视频讲座。您对他的这些工作了解多吗?他是否和您谈起过内心的蓝图?

　　莎拉：我父亲一直坚定地认为，他的工作应该被分享给所有人，他反对任何精英主义的做法。我想他的慷慨可能部分是源于他自己卑微却幸运的成长背景——出身并不富裕，但仍可以在公立学校买到大量的书籍，遇到如此多优秀的老师。当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时，如果有学生需要奖学金，他会用自己的钱来支付。因此，这种“慷慨”也延伸到他的视频讲座，他坚信观众不应该为此付出任何费用。父亲有着强烈的同情心，他认为社会应该对那些弱势和不幸的公民施以援手。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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