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东书法——兼谈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 序

时间：2013/10/13 22:36:34 文章来源：潘振元　

    士东兄在书法艺术个性化方面不断追求与大胆探索，一直在做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事，经常给大家带来出奇不意的惊喜。记得1995年他举办首次个展时，在开幕式现场当众作整片墙的巨幅壁书，当他举起如椽大笔，腾纵出雄奇的笔墨，展现出博大的气势，写出与平面书写完全不同的精彩效果。引发了现场“今日之颠素醉张”的惊叹。当他以特色鲜明的作品分别举办五种不同书体的单体书法个展时，也给书法界引发前所未见的惊奇。当他用十年时间探索文字与书法的流变，以《隶书源头辨析》获全国隶书学术一等奖、《隶书探源》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三等奖时，他在文字学与书法理论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也让同道惊赞不已。当他在今年刚步入七秩稀龄时，又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惊喜，那就是他为自己五十多年来书法艺术探索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推出了一本最具特色、最有含金量的书法作品集。内容分为“古文字体系”、“隶书体系”、“行草体系”和“楷书体系”，全面展示他多年来书法艺术的创作成果，并在每件作品旁分别写下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包括心得体会与理性总结等方面的真知卓见。涉入文字学、书法史、书体演变、审美追求、风格取向、书写技巧、探索实践等方面。这种以理论与实践相融合、涵盖各种书体创作成果的作品集，就目前而言，全国仅此一见。这对书法艺术的创作无疑是一次极有价值的探索，对书法艺术的普及与交流是一次极大的推动，具有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日前，士东来寒舍要我为其作品集写序，使我有幸先睹为快，借此对他这本集子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首先，谈谈他的书法风格问题。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们沧浪书社就有同仁与士东探讨他的书法风格取向问题，针对他热衷于创作风貌各异的作品，真诚地指出“缺乏明确的追求”，认为这样不容易确立自己明确的风格特征。这个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也是当今书法界主要的创新思维模式。而士东兄的想法是：“艺术不是进化，而是变化。”(毕加索语)。书法风格不是革命，不能脱离传统；书法风格不是商品，风格是通过吸收传统、道法自然而变化出新。他认为：“艺术欣赏之所以高度重视艺术品的个性，无非就是希望看到干差万别、形神各异的作品。”一贯终身的风格不利于创造精神的开发。认为艺术不应该作为追求功利的手段。

　　其实，反思一下不难发现，当今的创新思维模式来源于西风东渐的西方价值观，其创新含义就是革命、革新与破旧立新。只要“新”，它可以与传统割裂、可以断祖绝宗，认为这样才能创造新世界。这种唯“新”是求的创新观，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今不少创新作品只讲创新、不讲传统；只重形式，不重笔墨；只要视觉冲击，不要文化品味；只求变异，不顾雅正，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格调日渐低下、意蕴不断匮乏，使一些作品沦为粗劣、浅俗、浮滑、狂怪，其后果是民族文化的断代与人文内涵的缺失。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术语中没有“创新”这个词，只讲“变”、“变化”与“通变”。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只强调变，因为它必须有一个母体，有了母体才能谈得上变，这个母体就是传统。好有一比，树要有根，水要有源，否则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没有了本体与生命之源，又谈何创新!所以。“通变”就是对传统的融会贯通，以古通今，在完美掌握书法艺术的内在规律和传承丰富的民族文化基础上，以出新体现其书法的价值取向，形成自家的面目。

　　士东兄正是以这种“通变”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展示他书法的审美意义及其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观察：

　　先从单幅作品来观察，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构成了一个小宇宙。做到通达变化，形有新态，意有异致，又浑然一体。譬如他在这本集子的《古文字体系》中几幅甲骨文书法，每幅的创作方法都“取法上古，融会已意”，或取意金文、或改用软笔、或重在意趣、或巧融象形、或妙用墨韵、或入帖求象、或借用笔意等等。他通过运用自身的情性修养、精神气格和审美境界，对甲骨书法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度开挖，用金文丰富的线形与内涵赋予每幅甲骨书法以不同的意象和多样的形态，使之高古而时新，产生“不是具象，俨如具象；没有声音，却有乐感；不是生命，却有生命”的审美效果。这种通变，使他的甲骨书法变得神态各异、珠玉纷呈，独树风貌。

　　当如今的书法日趋被那些浮躁、表浅、雷同的作品所淹没，使之越来越留不住观赏者时，士东这些独具深致又丰富多采的作品无疑令人眼目一新。因为他赋予了每件作品以新的形式，他所投入的情性修养和精神内涵的深度，已充分显示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他那种充实的内在修养、通变的精神气象，常写常新的探索精神，是当今书法最缺失的，也是书法审美最需要的。

　　下面再从各体书法作品的整体来观察，他最突出的是采用西周金文丰富的线形线质，通变为书写各体的用笔。也就是说，他用一种认为最能体现自己审美追求的线条把不同书体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审美主体，形成一个在视觉上能鲜明地代表他书写风格的意象符号。他的这种做法，不仅大大地丰富其书法艺术的内涵，挖掘了传统艺术中最能体现民族精神的一面，同时也以此形成了他“在厚重中保持灵动的生机和活力”的书写风格。

　　他的这种通变之路，在当前起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当书法逐渐退出实用性，成为纯艺术时，艺术的多样性便要求更多的书家能兼擅各体，通过对不同书体的补充、吸收、整合，在通变中超越，在融合中出新。然而，目前大多数书家在书写不同书体时，仅仅是为了多增一种书体品种，没有着力在各体之间融合生成统一的个性化笔墨语言。这就造成书家在整体上没有形成统一的书写风格。当举办个人书展时，各体书法作品之间缺乏统一性的现象暴露无遗，无形中割裂了个人书风的完整统一，消解了个人书法风格的鲜明特征。应该说，士东兄通过统摄各体的金文用笔方法，对改变目前书家们各体各写的弊端，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

　　而且，士东在通变西周金文以形成自己书法风格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同时继承吸收了高古、朴茂、苍雄、坚峻的书写传统，使他的书风中凸显出一种金石气，从中展现出深层的人文内涵，包括张扬了民族的精神气骨和哲学精神。

　　其次，谈谈他的书外工夫。

　　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作品集的副标题是“兼谈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即可见其书外工夫之一斑。其中，最突出的是贯穿在他作品中的哲学思考和审美追求。大家知道，石涛和尚创立了“一画”论，他把“一画”作为绘画的根本法则贯通一切，才构成了石涛的整个艺术世界。士东兄把他的书法用笔统摄为西周金文的线条，也许正是从石涛“一画”论中获得的启示。使他把书法也看作是一个一气相联而又生生不息的大生命，用西周金文的“一画”来管领，贯通古今，从而获得书法创作与哲学精神的融合。例如，甲骨文原本是契刻文字，当它与金文相融合，顿使其变得生动、流畅、丰富、有变化，更有意味。正如他自己讲的：“熟悉和掌握圆笔篆法就是掌握了古文字的核心笔法。”“写熟西周金文，再书写其它古文字就会得心应手。”他的这两句话，既是对书法艺术的思考，又是实践心得的总结。可见书外工夫对书法艺术实践所起的作用。

　　当然，他的字外工夫在文字演变方面的研究成果，显得更为突出。由于，他在书法创作实践中经常遇到文字与书体演变方面的问题，涉及到文字学、哲学等诸多方面，这些问胚经常困扰着他，使他发奋十年，去验证汉字字体到底是怎样演变的。他面对众说纷纭的十多种隶变的不同结论，一头沉下去进行深入、系统的验证，工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获得了全国性的两个大奖，同时使他对书法艺术的探索也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对于他在学术方面的建树，主要集中在文字演变与书体研究两个方面，现简单归纳作一介绍：

　　一是他确立了“文字是在继承中演变，继承是文字传承的主流和依据”这一观点。

　　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540个部首，现代汉字也有200个左右的部首，其中90％以上部首可以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找到，说明了文字的传承性。如果不是以传承为主体，中国文字经过三干多年的演变不可能保留如此大量上古文的形迹。士东兄针对这种传承性，专门在《隶书探源》一书中罗列了7张表格，进行了细节的对比研究，发现了传承、书写过程细微的变异又造成了“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通过量变到质变，引发了汉字字体的演变。从而得出了推动汉字字体演变的真正原因：是相似性(传承)与差异性(渐变)辨证发展的结果。士东兄这一新观点及其验证结果，是对古文字如何向今文字演变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科学解释。

　　二是隶书源头可追溯到西周。

　　截至20世纪终，战国及秦代竹简已出土总计不下5000多片，3.5万字左右。2006年6月湘西里耶古城竟然一次性出土秦简37400余枚，二十余万字!大量的第一手实物资料使我们有可能将断代明晰的早期隶书与西周金文相比较，并从对比中发现两者之间具有十分普遍的相似性，并可以全方位的衔接。而且，凡是隶书和小篆无法吻合的文字、部首，几乎都能在甲、金文中找出它们的源头和依据。通过大面积的验证工作以充分的依据证实了隶书的源头在西周，从而推翻了历来关于“程邈创隶书说”、“隶书是草篆变成的”、“隶书是由小篆省简而成的”、“隶书是楚简中来”等等似是而非的说法。当然，随着战国简牍的大量出土，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隶变的源头问题，但只停留在一些感觉上，没有具体的实证。因此，士东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大量实物的对比分析，以无可辨驳的科学验证，证实了隶变的源头和过程。这些验证依据都发表在他的《隶书探源》一书中。

　　三是他在大量的验证过程中，形成了对文字演变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和新的观点：

　　1、整个汉字字体最早的分流可上溯到西周，汉字字体的演变史，不是按篆、隶、草、正的顺序单线的传承。这一见解明确了字体分流的上限，也彻底改变了传统书体演变的排列次序；2、汉字字体自始至终遵循着由无序向有序、由不规则向规则、由繁复向简化、由多字形向单字形的规律渐进。体现了一个不断规整、规范化和方块化的渐变过程，是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总规律；3、验证发现所谓“正草二体”不断互变的依据是不存在的，“草体”也不存在介入篆、隶、楷的演变过程。仅用一个“草”或一个“简”字是无法概括整个汉字的演变过程，而且验证表明每一个汉字的演变过程、演变形式，都是各不相同的；4、汉字字体的演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甚至完全是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的；5、通过验证证实：秦汉之间不存在篆、隶急剧变化的依据，局限在秦汉时空内研究“隶变”是无法得到真实答案的。

　　他的这些观点，是发前人未发之论，其价值不仅是验证了字形、字体演变的过程，同时对今后重写中国文字史的演变与中国书法史书体演变，具有正本清源的学术价值。

　　四是对散盘铭文厘正纠错的研究取得明显成效。

　　士东兄在文字、字体验证过程中，发现散盘铭文自古以来因多种原因造成点画缺损、增益、误改、误释、讹写等情况非常严重。使研究者难以识读，临摹者无从下手，书写者错误百出。甚至名家大匠写的散盘作品同样差错频出。对此，士东兄从文字演变的角度着手，对铭文中的39个字，分别进行分析、梳理、解析、廓清、纠错，并以他的研究成果与张唏一起合作完成了《散盘铭文歧疑字形探讨》一书。他还对照研究成果书写了《散氏盘铭文临本》，正如言恭达在该书序言中所说“作者的《散氏盘铭文临本》是目前能见到的临本中正确性较高的本子，这个临本对于爱好散盘书法的同道应该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对初学者来说可以因此而少走弯路。……作者通过对散盘书法的研究，不仅欣赏其古朴的美感，更重要的是由此而了解并熟悉上古文字的结构特征和书写方法。”

　　正是士东对散盘大量实物微观的深入判析、考察和研究，使他完成了一件前人未曾做过，却很有现实意义的事。同时，也让他最终选择了西周金文的“一画”来通变他书写各体的线条，实现他书法艺术向更高审美层次的蜕变。这是他字外工夫体现在书法艺术中最为明显的一个实例。

　　最后，谈谈他的书法艺术。

　　从士东篆、隶、草、楷、行各体综合的情况看，他厚重、朴浑、劲拙、灵动、气势旺盛、富有金石气。是趋于壮美的一路书风，具有凌厉之美，古拙之美。我在这里仅从他擅长的几种书体中选择其隶书和草书，谈点个人的感受。

　　他的隶书由于博采众长，其笔法甚至部分结构与西周金文相承接，给人以篆隶之间、亦古亦新的感觉；在他书写的艺术处理过程中，或大开大合，纵横错落；或变中取形，欹中托意；或字势风发，凌厉壮重；或藏巧于拙，蕴美于朴；或顺乎自然，抒发己意；或取金文之趣，味楚简之形，其变化之丰富，浑然而天成。在他的作品中巳看不出人为的机心和刻意的痕迹。完全“发乎自性，源于积累”，成为作者契合自我的表现形式，成为作者审美理想的物化形态。任其用笔与结构的变化，蓦然回首，一看便是士东的隶书。

　　至于他的草书，取金文之古浑，在风格与内质上，已迥异古今。特别他的一幅白居易《登阊门闲望》诗最具典型性，这幅作品博大苍雄，气势豪放，格调高古，意趣横逸。可以体会到他的书法越趋高迈，愈与人格相辉映，字形上的大开大合，使结构更宽绰，体势更勃张，笔力更雄键。其中最为精彩的是其排宕纵横的用笔，看似粗头乱服，实质上走笔姿意，随字造势，奇侧生姿，流露出一种骨骾自立，无意可人的人格气局，迥异俗格。这种不落蹊径，不随世俗，新意时出、笔具化工的具有超拔之致的大草，在当今已是凤毛麟角，极为罕见了。

　　所以，读了这本作品集，我对士东兄游艺于此，能尽其道而卓卓若此，倍感欣喜，赞叹之心非言语所能表达。在此写上我十分粗浅的一得之见，聊表祝贺之意。

                                                                            潘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