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由中国美术馆调任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际遇，也是我职业生涯最后的与最重要的时期。今天回想起来当初，我的新同事们、包括我的领导们并不完全了解我的学术经历和背景，因此，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东京大学提出合作研究明代《抗倭图卷》的公函。起因是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也藏有与国家博物馆《抗倭图卷》相似的《倭寇图卷》，而且题为“仇英”所作，实际上是一幅明代末期的佚名作品。两幅作品明显表现了内在的关联性，非常有意思的是它们出现在明代初年与明代末期的不同时段，而相似的段落与构图，包括其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它们的关系是如何？为何会出现两个不同的版本？为什么要画这一内容以及其中的诸多细节？又是谁画了这张画以及为谁而画？这就比单独研究某一张画所带来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而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也更有意思，表现了美术史研究的复杂性和趣味性。
东京大学所藏《倭寇图卷》
有部门领导提出让我担纲，我没有拒绝，甚至可以说是欣然接受。我不认为这是对我的考验；反而认为这是我的学术研究开始新的转型的契机。现实又把我拽到了明代的研究之中——在过往的学术研究历程中，迂回在不同的历史区块与不同的艺术门类，穿梭在古与今、今与古之间，从汉代到元明清，到新中国；从汉画到卷轴画；从文人画到主题创作，成为我的美术史研究的特点。在四年多的时间内，从《抗倭图卷》《太平抗倭图》到《平番得胜图卷》，基本上将与明初“南倭北虏”相关的国家博物馆所藏的重要的卷轴画都研究了一遍，继而又扩展到了典籍中的抗倭图像。其间经历了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两任所长，但保谷彻教授、须田牧子女士以及黄荣光博士一直为之努力，我们还一起去浙江温岭考察了历史遗迹；一起探讨了用新的技术手段解决中国古代书画在研究中的问题。一切都难以忘怀；收获的不仅是学术的成果，还有我们的友谊以及信任。
2011年10月18日，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倭寇与倭寇图像研究国际集会。
倭寇与倭寇图像研究国际集会。
这是一张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照片，研究过程中，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先后出了三任所长，左六为时任所长榎原雅治、左二为继任所长久留岛典子，左四为现任所长为保谷彻，2011年7月25日，国家博物馆。
源于《抗倭图卷》的研究，让我重新认识明代美术史，或者说加深了我一直对美术史研究的看法，这就是，美术史研究不管是哪个领域，或哪个朝代，都还有许多未知的部分和待解的内容，还有许多需要加深研究的方面和需要拓展的路径。过去我们的明代绘画史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明四家暨吴门画派、浙派、院体、遗民画家等几方面，显然，这是不全面的，也是远远不够的。明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性以及独特性，是以其丰富性来构造的，过去在明代绘画史的研究方面缺少对《抗倭图卷》以及这类与国家现实相关的重大题材的关注，使得明代绘画史显得很苍白。无疑，这是由文人画主流所导引的绘画史研究的不足。
《倭寇图》中的倭寇形象。
从绘画史的整体来看，中国早在汉代就已经确立了它在社会发展中“鉴戒贤愚”的功用，这是超于怡悦性情的艺术表现，而这种“成教化，助人伦”的现实意义，成为后世通过图像来实现其社会价值的传统。汉代著名的鲁灵光殿壁画中的“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表明了中国绘画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普遍存在的一种方式，其后的每一个朝代均为皇权所重，一直到清代诸多宫廷绘画中表现帝王重要事件的作品，如《康熙南巡图》《雍正皇帝祭先农坛图》《乾隆南巡图》《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等。其中由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描绘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乾隆南巡图》，共十二卷，总长154米。这些表现帝王行乐生活、文治武功以及君王礼贤下士为主的绘画，在以研究文人画为主流的绘画史研究中，基本上都不能成为一个时期艺术成就的代表，美术史的书写往往是一笔带过，即使有一些个案研究也是研究群体中的小众，研究人员则大都集中在故宫这样的收藏单位之内。相比较而言，人们还是津津乐道于宋代画院中的一些考题，“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深山藏古寺”“踏花归去马蹄香”这些符合文人趣味的意境，不仅主导了宋代的翰林图画院，而且直接影响到此后的绘画发展。这就使得像《韩熙载夜宴图》这样的作品在绘画史上只是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代表，而忽略了像《抗倭图卷》这类表现国家宏大叙事的作品在绘画史上的存在，或者是认识的严重不足。
2012年11月15日，我们共同考察浙江温岭抗倭遗址。
2013年4月2日，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倭寇与倭寇图像研究国际集会。
2013年4月2日，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倭寇与倭寇图像研究国际集会。
2013年4月2日，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倭寇与倭寇图像研究国际集会。
中日专家合作研究各自所在机构的珍藏，其意义不仅是在倭寇图像和抗倭历史这些方面，同时还表现在将绘画史的研究带入到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新时期。一方面是对画作本体的广泛研究，从历史事实的考证，到艺术表现的探讨，包括一些细微的问题和关联到整体的方面；另一方面是新科技和新手段所带来的新发现和新思考，将推动绘画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再就是利用国际合作研究，优势互补，所开创的国际间合作研究新模式，将会带来美术史研究的新的机遇。
无疑，《抗倭图卷》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破解的内容，而人们如何把这类表现国家现实的历史图像纳入到整个美术史研究之中，成为与文人艺术并行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完善一个符合历史的明代绘画史，则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抗倭图卷》，需要重写明代美术史。
2013年与保谷彻先生。
2013年与须田牧子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