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吴冠中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清华大学、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联合策划和举办了以“美育人生”为主题的大展，除了展出吴先生各个阶段的优秀作品以外，还呈现出许多相关文献、图片、文章、手稿和画具等。共展出吴冠中先生的画作111幅，分别来自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分三个单元。
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如火如荼，各行业都在忙着迎接“千禧年”的到来，但中国文学发展相对滞后，《文艺报》的日子更是难过。金坚范同志接任总编辑以后，社委会决定打破原有的建制和格局，把原来的周三刊变成三个周刊编辑部，各自开展编辑业务，以尝试探索推动《文艺报》的改革。
那时，我当总编室主任，在社里公布决定时，我还在外出差。总编室副主任陈新民打电话告诉我说，社委会要求总编室也承担起编辑一个周刊的任务。我、陈新民、颜慧从总编室出来，加上副刊部出来的胡殷红，理论部出来的熊元义，后来又加入了新毕业的纳杨，组成了新的周刊编辑部。
刊名大家起了很久，还是受到陈新民的启发。他主张起名字要像美术里的人物一样挺立起来，于是就有了“作家论坛”这个名字，颇为响亮，也有形象感。更为重要的是，顺着他这个思路，大家在讨论中形成了新的编辑思想。我们决定，“作家论坛”将以作家艺术家讨论社会性话题、干预现实性问题为主要内容，以突出文化人物专访为特色，看看能不能闯出一条路子来。这些内容和特色，都是当时编辑业务的弱项与短板。
大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坚守《文艺报》这个阵地，别让《文艺报》的魂散了。“作家论坛”时期，大家群策群力，搞了好多策划案，出了许多好选题，团结了许多作家、美术家、评论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开始有了一些影响。我们还经常要策划一些研讨会，争取得到一些资助。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的，但大家工作热情很高，很有精气神，有不少选题策划做得很出色。最值得一说的，还是围绕实现专访吴冠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策划。
2000年前后，吴冠中先生发表了不少美术方面的见解，引起了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1月6日，美术评论家陈履生用江洲的笔名在“艺术周刊”发表题为《断线的风筝——我看吴冠中先生用彩墨画在宣纸上的画》一文。紧接着，陈履生又在“艺术周刊”发表《与吴冠中先生商榷》一文。这本是正常的文艺评论，但此后却被媒体和部分读者严重误解。这件事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作家论坛”的注意，等我们着手准备对吴冠中先生进行人物专访遭拒绝的时候，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履生来编辑部看陈新民，正好我也在。陈履生对社会文化很有研究，我们趁机让他给我们写专栏，一周后开始发他的文章，以后他每周都及时到稿，一直坚持了好多年。那时，“作家论坛”有两个专栏文章引起读者的注意，一个是我的文学时评，一个就是陈履生的专栏。我的时评随着“作家论坛”结束就结束了，他的专栏还一直在开。据我所知在中国，几乎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能为一份报纸连续写20年专栏。这也算是创造了中国媒体史上的一个经典数据。
每次签发陈履生的文章，我想的都是我们的记者怎样才能专访到吴冠中先生。后来我们了解到，社会对吴先生的任何反映，都会挑动“工美”方面敏感的神经。实际上，“工美”方面对陈履生文章的不认同正在转化成对陈履生个人的不满。于是，我们认为，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采访吴先生，而是要让“工美”的同志认识陈履生，认识到他是一个优秀的评论家，而不是麻烦制造者，要把“工美”方面的看法扭到学术争论的思维框架上来，消除一些个人意气。最好也是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能读到陈履生的文章，了解陈履生的思想和水平。不久以后，陈新民通过美术界的朋友带来了“工美”对陈履生的评价。他们认为，尽管不支持陈履生对吴先生的观点，但承认陈履生的文章有思想有高度，现实针对性强，能抓住美术界的大问题进行评论，是好文章。我听了非常高兴，心里感谢这些有良知有学识的“工美”专家。他们认可了陈履生，情况就会朝好的方向转。
正好有个机会被我们抓住。工艺美院正在准备给自己的老院长常沙娜庆生，让当时还是年轻记者的颜慧顶上去。她曾在美术界工作过，人头很熟，也重视这个专访，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我们又反复修改了采访提纲，重点让她讲讲父亲常书鸿当年保护抢救敦煌的故事。文章上版时，陈新民精心选了常沙娜少女年代的一张非常美丽的照片放大，我起了题目：《做敦煌的女儿》。这篇专访出来后相当轰动，常沙娜接到无数电话，其他媒体不断转载，美术界都赞扬，“工美”也感谢《文艺报》。颜慧一举成名，她很快又专访到另一位“敦煌的女儿”，敦煌博物院的院长樊锦诗。这位一生都在敦煌工作的大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严重被破坏表示了深刻的忧虑。那个时候，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破坏文化就是丧失民族灵魂。我们把她的思想通过专访报道出来，也算有一点文化责任心。
和“工美”关系理顺后，工作开展就顺利多了。他们非常支持《文艺报》专访吴先生，不断和吴先生沟通、做工作，为我们的专访排除障碍，创造条件。专访的时机正在到来。这个时候，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翟墨先生来编辑部做客。他是吴冠中研究专家，写过吴先生的传记，是吴先生信任的学者。他对吴先生研究很深，自然对最近关于吴先生艺术观点的一些讨论很关心，想给《文艺报》写点东西，谈谈看法。我们建议他不介入这场笔墨混战，而是正面评论吴先生的美术思想观点，帮助读者更全面更深刻认识到一个艺术大师的创新意识和文化价值。很快，这篇文章以《吴冠中四题》为题目发表出来了。翟墨也来电话说《文艺报》的文章吴先生看了很高兴，同意接受专访。这是“作家论坛”成立以来最大的喜讯，所有的人都非常兴奋。
事实表明，采访中吴先生显示了一个大艺术家的风范和思想境界，没有过多纠缠于眼下的争议，而是重点谈时代、现实、人生、艺术、美学和创作。看似漫谈，却也能突出主题。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他对《文艺报》和陈履生先生的误解已经消除了。文章上版后，我起了一个朴实的题目：《我就这么想，这么说，这么做》。这篇专访恰逢其时，引导着学术讨论的正确方向，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影响，为这场讨论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论坛”来说，这是对团队合作精神和选题策划的一次重要检验。这次专访以后，“作家论坛”编辑的思路空间就完全打开了，也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
吴冠中《灯下人》 1999年 布面油画 80cm×65cm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吴冠中《藏民青年》 1961年 纸本油画 36cm×28cm 中国美术馆藏
本文原标题为《一次特殊的专访》，原载《文艺报》2019年09月18日。现标题为编者所加。谨此向张陵先生致谢。张陵先生为《文艺报》原副总编辑，作家出版社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