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篆刻

　　城墙，作为防御性的障碍建筑，由墙体和其他辅助军事设施共同构成。早期的城墙多为夯土材质，后期用土木、砖石等材料共同构成。至汉晋时期，少数地区开始使用城砖包砌土城的作法；自南宋以后，由于战乱频繁，各地开始兴起城墙，特别是到了明洪武年间，在明太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指导下，全国大小州府县兴起了一波筑城的高潮，人们所熟知的就有西安、南京等地。当然，也有少量的府城早在洪武以前就初见规模，亦不容小觑，这里就有安庆城墙的身影。

图1南宋“绍定壬辰”纪年砖及其局部拓片

图4 “报恩观”铭文砖拓

图3 “山谷”铭文砖拓

图2 “鸭儿沟”铭文砖拓

　　安庆府城始建于南宋末年，史称“宜城渡新城”，北屏龙山，南临长江，是扼守长江下游沿线的战略要地。城垣曾长期饱受战乱和水患影响，屡有兴废，增葺不减。近代以来，由于城市生产建设的需要，大部分城垣被先后拆除，现存西段和北段两处残垣。拆卸下来的城砖或用于基建，或进入公私收藏的视野，特别是铭文城砖无疑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

　　所见的安庆城砖砖文内容涉及广泛，时代多有不同，约百余种，按砖文内容可分为纪年、记地、职官和寺院宫观四类。砖均呈长方体，多为泥质灰陶或黑衣灰陶，砖体质量多有不同，或疏松或坚固，砖体均有不同程度的剥蚀或残损，砖文多模印或戳印于砖体的侧面。

　　图1所示南宋“绍定壬辰”纪年砖，泥质灰陶。砖体三面皆有楷书体模印文字，“绍定壬辰”“太平西窑”“知府监簿赵希衮”，分别代表纪年和烧造地点以及职官姓名。依据砖文提供的信息可知，组织这次修城的是时任安庆知府赵希衮。关于赵希衮其人的记载史料语焉不详，但据清人考据可知，赵希衮，号止泓，字君绰，是南宋时期的宗室贵族，今辖境天柱山山谷流泉处尚保存有多通赵氏任职安庆时期的摩崖题刻。赵氏在任期间，尚处于宋金两国对立时期，但未发生较大战事。由此分析可知，此砖是南宋绍定五年（1232）安庆知府赵希衮鉴于宋金双方战事平稳，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墙修筑工程时所烧造的。

　　图2这块名为“……年鸭儿沟……”的记地砖，黑衣灰陶。砖体残损严重，文字不甚清晰。其中的“鸭儿沟”应指的是烧造地。民国《怀宁县志》记载：“今城砖大半载有天启二年（1622）黄石矶、鸭儿沟等处造并陶人姓名。”另据清康熙《安庆府志》：“天启癸亥（1623），知府陈镳、通判欧阳腾宵，大加修葺。”因此，此砖亦是在明天启二年（1622）安庆知府组织修筑城垣行动中所烧造的实物。

　　除了官府监制或组织烧造的城砖外，宗教场所建筑用砖，即寺院宫观砖也是安庆城墙砖的一大特色，且数量巨大。图3所示“山谷”铭文砖，即指唐宋时期的“三祖山谷乾元禅寺”，也就是禅宗第三代祖师僧璨大师的道场——潜山三祖寺。砖文为隶意楷书，颇为拙朴。还有图4这块“报恩观”铭文砖，砖体略有残损，为泥质红陶，楷书砖文不甚清晰。按明代天顺《安庆郡志》记载：“报恩观，在（潜山县）治北六十里。宋道士黄思恭创。”

　　有人不禁会问，为什么如此庞大的寺院宫观砖会用于安庆城墙的修筑呢？这是因为南宋末年，安庆地处国境边界，长期受到北方金国和蒙古（元）国的安全威胁，并被迫数次迁移府治，而宗教场所亦是人去楼空，荒废不堪。直到景定元年（1260），在沿江制置使马光祖的组织下，拆除了原潜山旧城，并将旧城的城砖，连同废弃的寺院宫观砖，一并运至位于长江边的宜城渡，并利用长江沿岸天然的地理优势，共同构筑“宜城渡新城”。建成后的新城周长九里十三步，城门七座，经过历代王朝不断加固修葺，安庆也迅速成为扼守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冲和军事重镇。城墙的兴筑同时也带动了安庆城市格局的发展，最终形成今天的老城区的基本面貌，府治近八百年均未有改变。

　　总之，城墙砖文真实地记录了安庆城市发展历程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其不仅印证了历史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也填补了部分文献的缺失和不足，并为文物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历史研究和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