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

五代定窑白瓷高足杯，现藏于定州市博物馆

　　五代十国时期，尽管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但南北各地依然烧造出了一些名瓷佳器，尤以浙江越窑、陕西黄堡耀州窑与河北定窑产品为代表。其制作工艺与唐末、北宋初相承接，产品在造型、装饰、釉色、釉质及支垫烧工艺方面密切关联，同时展现出新的面貌与风格。

　　▌造型工艺与特色

　　五代十国时期，随着烧造工艺技术的不断变革与进步，窑工们已能充分利用瓷土柔韧、延展性能烧制出各种新颖别致的造型，使得这一时期的瓷器逐渐摆脱唐代浑圆厚重之风而变得精巧秀美，胎体变薄，曲线柔和，富于变化。如：

　　1.高足杯，多为花口，深弧腹，高圈足外撇，给人以饱满向上之感，颇具艺术感染力。

　　2.碗、盘、碟类，亦多为花口，分五瓣花口、六瓣花口、七瓣花口与十瓣花口等，有的腹壁压印棱线，颇似唐代金银器的瓜棱腹。

　　3.套盒，北方以黄堡耀州窑址出土标本为代表，分圆形、五曲形、八曲形与十曲形等形制，普遍于足外壁镂刻壸门装饰。南方越窑以浙江省临安市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40年)康陵出土完整器为代表，形制为倭角四方形，方足外壁四面亦镂刻壸门装饰。

五代越窑青瓷套盒，1996年浙江省临安县玲珑镇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40年)康陵出土，现藏于临安市文物馆

　　这些青瓷套盒，无论造型工艺还是装饰细节均与1987年陕西省西安市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银套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堪称是仿金银器的杰作。而从出土《衣物账》的记载及考古发掘报告资料可知，这类套盒也称“波罗子”，应是宫廷宴会上用于盛放果品的器皿。

　　4.执壶，形制承袭唐代又有很大改进，颈部加长，腹部增高，长曲流取代短直流，新出现倒装执壶与螭龙首流执壶，使得造型变优美的同时也更符合实用性设计原理。

五代邢窑白瓷螭首执壶，现藏于邢窑博物馆

　　此外，还有盏、盒、唾壶等，也都是在遵循瓷器本身艺术发展规律同时积极借鉴金银器艺术元素，凸显出华丽高贵之美。

　　▌瓷釉工艺与特色

　　五代十国时期瓷釉承继唐代，虽釉色品种方面没有明显变化，仍以青釉与白釉为主流，但二者并行发展中均在釉色与釉质上取得很大进步。

　　其中，青釉以越窑和耀州窑为代表。越窑青瓷因处于发展高峰期而品质极佳，青釉的釉色多青中泛灰，高量的上乘产品质地莹润，釉面光洁，色调沉稳，给人以含蓄之美。因多为皇室所专用，故有“秘色瓷”之美誉。而黄堡耀州窑青瓷虽为后起之秀，却也因在胎上施白色化妆土而使釉色浅淡，青中泛白，给人以淡雅宁静之美，被称作“天青釉”。

　　白釉以定窑和邢窑为代表。定窑白釉质地细腻，釉色洁白，釉面光润，成为这一时期的白瓷典范。邢窑因正处于衰落期而使得白釉品质欠佳，胎釉显粗，釉色不够洁白，呈色白中泛黄。另外，根据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可知，这一时期的河北磁州窑开始烧造黑釉瓷器，产品色黑如漆，颇具地域风格与特色。

　　▌装饰工艺与特色

　　五代十国时期瓷器大多光素无纹，而是以纯净的釉质与优美的釉色取胜。尽管这样，也不能忽视那些带有装饰的瓷器。如从装饰技法与图案内容方面综合分析，这一时期的划花、刻花、浅浮雕和彩绘瓷器也颇具时代特色。

　　1、划花，越窑青瓷运用较多，线条纤细流畅，极具艺术感染力。常见划花荷叶纹，一种是以侧面半开式构图形式展开，主要施于碗与海棠杯两种器物上;另一种是以辐射线组成圆形荷叶覆盖于盒盖顶部。耀州窑青瓷也有所使用，常见划花云纹、水波纹与忍冬纹，图案简单，布局疏朗，皆为二方连续式，整体感强。

　　2、刻花，耀州窑青瓷运用较多，技法精湛，线条犀利，图案凸起，具有浅浮雕效果。题材以花卉为主，花头硕大，阔叶肥满，姿态生动，栩栩如生。主要被施于壶类器物上。越窑青瓷也有少量使用，但图案较为简单，常见莲瓣纹，主要被施于盒盖上。一般是在盖面中心戳印小圆圈代表莲蓬，外围则刻多层莲瓣，叶片宽厚肥硕，富有生气。

五代耀州窑天青釉刻花倒装执壶

　　3、浅浮雕，运用极少，只发现于越窑青瓷。以杭州玉皇山五代天福七年(公元942年)钱元瓘墓出土的一件越窑青瓷盘口壶为典型代表，器身上浅浮雕龙纹，龙身凸起于器物表面，生动形象，且颇具立体效果。

　　4、彩绘，因各窑源于不同的技术传统而风格迥异。如越窑青釉褐彩如意云纹罂，图案精致，风格细腻，色调沉稳。长沙窑青釉褐彩鸾凤纹枕，因正处于窑场衰落延续期，故彩绘效果欠佳，彩釉结合不牢，剥釉现象严重。登封窑白釉绿彩执壶，色彩鲜明，装饰性强。

　　▌支垫烧工艺与特色

　　五代十国时期支垫烧工艺也是承继唐代而又取得长足进步。这一时期尤以碗、盘类为代表普遍使用支垫烧法，同时因每个窑场使用的支垫工具有别而在碗、盘上留有各种形式的烧造痕迹。

　　如：越窑青瓷碗、盘因采用支钉垫烧，故器物外底或足面上常留有7个、8个或10个数量不等的支烧痕。

五代越窑青瓷花口碗外底支钉痕，1996年浙江省临安县玲珑镇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40年)康陵出土，现藏于临安市文物馆

　　耀州窑天青釉碗、盘，先是采用三支钉烧，故在器外底或足底留有三个支钉痕;后又采用石英砂支烧，故在足底留下三小堆砂粒托珠痕。

　　定窑白瓷碗、盘因采用垫饼垫烧，故器物内外满釉，足端因刮釉而露胎。

　　此外，这一时期的湖南岳州窑青瓷碗、盘也是采用支钉垫烧，故器底部留有4至6个小而圆的支烧痕。而景德镇湖田窑青釉碗、盘多采用支钉叠烧，故除了器物内底留有10多个扁条形支钉垫烧痕外，外底及足端也留有10多个支钉叠烧痕。

　　上述这些因支垫烧方式不同而在器物上所留下的各种痕迹，也正是我们今天鉴定五代十国时期瓷器的重要依据之一。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五代十国时期有些瓷器外底划刻有“官”“新官”等字样，它们应是地方窑场专向官府进贡而烧造的高档瓷器，不仅品质极佳，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性，且对于研究当时瓷器的供奉制度也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五代耀州窑青瓷碗底残片上的“官”字款，现藏于耀州窑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