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

图1 清乾隆祭红釉胆瓶

　　胆瓶始烧于唐，盛于宋，元明时仍然流行，清晚期官窑不再烧造。由于它造型典雅优美，有超凡脱俗之感，故乾隆帝有《咏瓷挂瓶》诗注：“胆瓶、纸槌瓶，皆瓶式之最佳者。”而清宫档案中，也载有乾隆各釉彩纹饰胆瓶70余种。胆瓶的形制为直口，长颈，溜肩，弧腹，下敛，浅圈足。清宫档案中不见有康熙烧造胆瓶的记录，但见有传世品。雍正有大观釉等胆瓶7种，也见有传世品。乾隆时期则是清官窑胆瓶烧造的高峰期，传世品较多。嘉庆见有娇黄云龙等5种，道光见有霁红1种，咸丰见有洋彩1种，此后再无烧造记录。这里介绍乾隆时期的祭红釉胆瓶。

图2 清乾隆瓷胎洋彩霁红梅花胆瓶

图3 清乾隆御制霁红釉火焰青描金御题诗胆式瓶（正、背面）

　　红釉瓷器的出现，可追溯到北宋时期的钧窑。当时因窑炉的密封程度差，还原气氛掌握不好，钧红的呈色极不稳定，红中泛紫、甚至变青者屡见不鲜。纯正的铜红釉烧成于明永乐时期，因色泽纯正鲜艳，被称为“鲜红”，改变了过去红色极不稳定的局面。宣德时期，又在永乐鲜红的基础上创烧出著名的祭红釉，因这种红釉瓷器常作祭祀用品而得名。据文献记载，祭红“釉色以西红宝石为末，烧成之后，殷红灼烁，宝光耀目”。所以又称宝石红。同时，还有霁红（雨过天晴之霞霁）、鸡红（其意鸡血之红）等多种叫法。铜红釉瓷器到明代嘉靖时期失传，改用低温矾红釉，色泽较之铜红相差甚远，呈砖红色。此后，历朝统治者都曾试图恢复烧造高温红釉，但均告失败。直至清初康熙年间，江西巡抚郎廷极督烧官窑时，终于又恢复烧造出红釉瓷器，也称“郎窑红”。

　　到了乾隆时期，祭红瓷器的质量得到进一步稳定。当时的生产量想必骤增，因传世之祭红官窑器以乾隆陶瓷较多见，而进入艺术市场的也数乾隆祭红最多。此外除御窑品，乾隆的民窑祭红瓷也开始多见了起来，说明祭红釉的制作民窑亦已掌握。乾隆时期的“陶户”中已出现不少精通“造霁红”的“专家”，有些祭红品的釉色和釉质甚至可与官窑媲美。至于成品率，不管是官窑还是属民窑的“官古户”，因受技术条件制约，估计都高不了，故殊为难得。

　　图1所示为山东博物馆收藏的清乾隆祭红釉胆瓶，口径2、底径5、高16.8厘米；小口，长颈，圆腹，圈足；胎体白中泛黄，外罩红釉，釉面薄而细腻，典雅优美。据《景德镇陶录》载“今厂器做‘霁红’，而陶俗皆作‘济红’。其实‘祭红’为是。盖宣窑造此，初为祭郊日坛用也。”又据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景德镇陶魁》记载“霁红器，陶户能造霁红者少，无专家，惟好官古户仿之。”道光时期龚洵亦在所编的《景德镇陶歌》中曰“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画精心合，一样烧百不同。”结合以上史料记载，可知霁红釉是清代烧造难度较大的品种，要烧得纯正之霁红釉并非易事。

　　图2所示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七年（1742）瓷胎洋彩霁红梅花胆瓶。该胆瓶高27.2、口径3.7、足径7.5厘米，外壁通体施霁红釉，上绘白梅两株，老干横斜，枝上梅花盛放、半开、含苞各具姿态。白梅花萼以黄料敷染，花瓣略染胭脂红、绿色珐琅料，白梅均带开片纹，灰紫梅干点染青苔，苔点为绿釉上加染白料。胎体匀厚，内口沿及底均见拉坯遗痕。霁红釉内有红、橘交织的流淌纹，兼有大小透明气泡。器内及底均施透明白釉，底心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款。

　　除了博物馆之外，乾隆祭红釉胆瓶也偶有登陆当今火爆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如北京保利2020年10月拍卖会上，一件高32厘米的清乾隆御制霁红釉火焰青描金御题诗胆式瓶（图3）的亮相，就吸引了不少收藏家的关注。此瓶小口直颈，溜肩鼓腹，下腹部内敛，圈足；周身施匀润霁红釉，足内以矾红彩书“乾隆年制”四字双框篆书款，余处施松石绿釉。整器以金彩装饰，口部、颈部及近足处分别绘夔龙纹、变形蕉叶纹、如意云头纹等。瓶身主体一面以金彩绘月季、谷穗、桂花等祥瑞花卉植株。其中描绘谷穗源自《嘉禾图》之关乎江山社稷的传统，台北故宫博物院即藏明宣宗《嘉禾图》。而桂枝比喻杰出良才，并将折桂引申为登科夺冠之意；再者乾隆生于八月桂花飘香之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乾隆初期《高宗观月图》，图中描绘乾隆帝生辰的图景。而谷穗、桂花、月季，描摹着五谷丰登、良才济济、四时长春的万年江山，是对盛世之庆贺，也寄托着一代圣主的殷殷企盼。瓶身另一面，则书有弘历作《上林花气》：“户外春光到几分，嫩红新绿间缤纷。清浮玉露琼葩润，芳透珠帘沈水焚。散彩偏承晴旭照，飘香多为惠风熏。锦丛绣径经行处，蛱蝶惊飞已半醺。”此诗收录于乾隆二年《乐善堂全集》，收录弘历居藩期间的诗文作品，集中反映了年轻皇子的政治理想、生活情趣及闲适恬淡的心境。

　　通过以上三器，可见乾隆时期祭红釉瓷器胎白致密，器内施青白釉，外施祭红釉。釉色成深红釉，釉汁凝厚，釉面密布细小棕眼，如同呈涟漪状小皱纹的橘皮，釉色大多匀净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