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

　　在雪峰山余脉和衡山余脉的簇拥中，宁乡深蕴着历史人文的富矿，尤其是人们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断发现一尊尊青铜重器后，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片青铜文明的奥区。

　　青铜的发现和使用，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之一。从火的使用到制陶，从烧陶到铜的发现，人类文明史的首页就是由石头与青铜写成。铜的开采、治炼和熔铸，凝聚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国因辉煌的青铜文明，被公认为世界文化最发达的文明古国之一。

　　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器就以其雄伟的造型、古朴的纹饰、精巧的工艺称著于世。很有意思的是，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几朝兵马相争，刀光血影，那时的湖南还是一片静悄悄的蛮荒之地，这片土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崛起而开始躁动起来的。那时的宁乡和长江中游地区以南的大片土地仍圈入百濮的势力范围。然而，宁乡拥有“南中国青铜文化中心”的美誉，它让我们不得不重读青铜文明史，不得不翻阅中国文化史中青铜这一章节。

　　中国的青铜文化，在殷商后期和西周时代就已高度繁荣。不过，商周青铜文化的光华虽曾长期在黄河中上游熠熠生辉，但它的基础却一直是在长江中下游。

　　当楚人尚“辟在荆山”时，她当然不可能自成系统的进行青铜文化的创造。可是当楚人在天下大乱之际走出荆睢山区而入主江汉平原后，便既得天时又获地利了，从而也就开始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的创造。今日所知最早的楚铜器――相当于西周中晚期和楚公口种和楚公逆铺，便初步显露出了楚国青铜文化的特征。

　　一般来说，文化繁荣与国家的昌盛是相辅相成的。而物质文化的繁荣尤其依赖于国家的昌盛。楚国在多元政治格局中获得勃勃的活力而于春秋中期以后雄踞南方，楚国和青铜文化也于春秋中期以后辉耀天下。从建国后出土的东周铜器来看，楚国铜器的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令中原列国望尘莫及的，据学者统计，仅就青铜礼器而言，建国以来出土的东周楚墓约100余座，虽只占楚墓总数的四、五十分之一，却已与中原地区有此出土的墓葬数量不相上下。河南下寺楚墓出土的各种青铜礼器有160余件。曾候乙墓出土的属于楚文化系统的数十种铜器约有10吨。其次，据资料显示，楚车铜器的形制之巨、规模之大，也是令中原列国无可比拟的。楚幽王墓中出土的楚王鼎，重达400公斤，至今为两周铜鼎之冠，曾候乙编钟有大小65件，共重2500多公斤，其磅礴的气势至今举世无匹。再者，楚国青铜器的工艺之精、造型之美，更是独步天下。许许多多采用浑铸、分铸以及青铜时代之绝技的失蜡法熔模铸造等多种冶铸技术，采用平雕、浮雕、圆雕、透雕以及错金、镶嵌、铜焊、铆接等多种加工方式制作的青铜器物，大大发展了商周以来的青铜工艺，达到了世界青铜文化的顶峰。
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并不一定要发生在像大都市这样热闹喧嚣的地方。

　　1938年春的某日，在宁乡西北区黄材转耳仑，农民姜景舒兄弟俩沐着春阳正挥锄垦荒。姜景舒一锄下去，虎口一震，竟刨出一尊青铜重器――四羊方尊。它四只羊尾对尾，而背共负尊颈和多侈的尊口，瘦劲的羊腿抵附于圈足之上，形态逼真，集线雕、浮雕、圆雕各种手法于一器，刚劲、敞口、棱背、盘角、挺胸、昂首。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观赏，都可欣赏到羊与尊与铜的完美结合的美感。两兄弟视重达34.5公斤的此物为宝物，于是以400块光洋的价钱卖给了古董商人。尽管此尊在解放前几经辗转，而且被日寇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10块碎片，庆幸的是它一直留在了湖南，解放后，恢复了原状，使之成为举世无双的国宝。它在我国十大国宝中位居第三，是商代青铜铸造技术发展到巅峰时的独一无二的代表作品。

　　转耳仑确实是个神奇的地方，自四羊方尊出土后的45年后，再次传来青铜重器出土的轰动中国考古界的爆炸性新闻。1983年5月下旬，龙泉村27岁的农民张建新挖土时，挖出了一只大铜铙，这位很有觉悟的农民，主动地将“象纹大铜铙”送到了宁乡县文物管理所。

　　经专家鉴定，象纹大铜铙铸造于商代晚期，形制巨大，气魄雄伟，主体作合瓦形，下附圆筒形甬，象纹饰于鼓中，长象鼻，两两相结，神情惟妙惟肖，好似两象在交流嬉戏，整个纹饰细腻，立象形象生动、活泼，使用时口朝天，柄置于座上，敲击其侧，声音雄浑空阔，悠扬久远，反映出商代高度的青铜铸造技术水平。它重达221.5公斤，是商代最大的青铜乐器，号称“铜铙之王”。它比湖北曾候乙编钟的制作年代早1000年，对研究中国青铜文化和音乐史具有极高的价值，是当之无愧的“中华国宝”。

　　宁乡是历史中青铜文明的一个奥区。仅在炭河里，除发现四羊方尊与象纹大铜铙外，还有商代兽面纹铜鼎、人面纹方鼎、兽面纹分档鼎、戎斧及西周早期的兽面纹铜瓿与汉代兽面提梁卣等众多青铜重器。

　　2001年6月16日，炭河里出土了西周时期的兽面纹铜瓿。此瓿短颈，鼓圈足，通高62.5厘米，口径5.8厘米，直径89厘米，圆足径55.5厘米，呈碧绿色，表层已氧化，瓿颈饰三旋纹，腹肩以云雷纹为底，饰龙纹饰8条，腹饰兽面纹饰4条，圈足饰以云纹组成的兽面纹4条，腹、圈足稍有破损，属西周早期文物，距今已有2800多年历史。此瓿器体之大为全国同类器物首见，云雷纹为底的纹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据考古专家介绍，此瓿为西周早期当地极为重要的贵族生活用品，它的出土，对破解南中国青铜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兽面提梁卣的铸造年代虽为汉代，但它确是一件人间罕物，是青铜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敞口、直唇、鼓腹、身作椭圆形，提梁断失，两端兽头尚存。两端各饰一兽面纹。腹部饰有一雄伟的兽面纹，两侧填以夔龙纹。颈部以八条夔龙组成花纹一圈，圈底花纹亦以八条夔龙组成。全身布满云雷纹，上有阴云纹，四面各出棱一道，盖、底内均有铭文“禾大”二字，卣内贮满玉珠、玉管，除少部分散失外，现存1172颗，其中长的262颗，短的910颗，这种玉管、玉珠在以往出土的商代玉器中极为少见。

　　宋太平兴国二年(977)方设的宁乡县，为什么会闪烁着商朝的青铜文化光芒，这在人们眼中是一个无法猜透的谜。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早在中国历史上未出现宁乡这个县名之前，青铜文化已夺目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闪耀过了许多岁月，在历史的更深处，那一尊尊青铜闪烁出的光芒如晨星照耀着这方古老而文明的土地。

　　为什么能在宁乡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青铜器的造型是那样的生动逼真、纹饰精致奇特?其精铸细刻的工艺，无不闪耀青铜文明最辉煌的光芒。宁乡师古寨曾先后发现的多只青铜大铙，至今仍让我们谛听到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轰然响彻而来的铿锵之音……

　　青铜，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就作为称量货币使用了，同时也作为财富贮藏。进入阶级社会后，青铜被铸成各种器皿，如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并且作为祭祀的礼器，有的重器还刻着精美的花纹和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铭文。统治者死后，青铜器带入地下，深藏厚埋，以求永久占有。

　　从历代的考古和文物收藏中，可以得知青铜器频频从我国黄河下游发掘，这缘于黄河中下游厚厚的黄土地，为先祖们掩没和保存青铜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史说上也就有了黄河流域是中国青铜器的发源地之说。在黄河中下游的苍莽平原上，从夏代晚期到商、西周、春秋、战国及秦、汉这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不知多少君主重臣、皇亲国戚将青铜器在其寿终正寝时带入墓室，或在战乱兵燹仓皇逃离时将这些重器深埋，使其能够留传永远。作为礼器的鼎已成为国家政权或“知贵贱”的象征。从发掘的众多青铜器铭刻的“子子孙孙永保用”、“子孙享用”、“万年之疆”等文字可解读出这群青铜重器拥有者的心情。

　　当我把目光投向宁乡时，不论我选取哪种角度都无法看清宁乡青铜文化的奥秘。面对这片历史文明的奥区，我只能扇动想象的翅膀，如飞蛾扑火般执著地追寻宁乡青铜文化源起的“故乡”。

　　学者研究认为，青铜文化源于原始祭祀。商代时，人们还未受到书写文件及理性逻辑思辨的干扰和束缚，他们把对土地神灵和祖先的崇拜在内心升成为心理意象，这种心理意象无法也无须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表达出来，于是就把这些心理意象周雕塑语言铸成可触摸的青铜器，以实现人与神灵沟通的目的。因此，众多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数礼器为最，酒器繁多。于是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商代是“重酒的组合”，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中酒器占了74%，奢酒的纵欲主义最终葬送了商王朝。青铜器出现之初，主要用来作为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先的祭祀礼器。因此有学者认为：青铜文化介于原始巫术文化与文字文化之间，身体直接感觉是原始生命与人类文明的融合。商代人就是凭着这种敏锐的身体直接感觉，在使用青铜器过程中与神灵及祖先沟通心灵、贴近天地的。青铜器表面纹样从来就不是无意义的纯形式，而约定俗成，抽象化的符号，是青铜文化的基本代码，它仿佛赋有魔术般的或物理的力量，只有身体直接感觉十分旺盛的人才感悟到这种无声的天意语言。青铜器纹样是青铜器的魂，离开身体直接感觉，青铜器纹样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在巫风遍地的楚地宁乡，那些众多的纹饰精美、造型独特的青铜重器是祭器还是酒器?我想在世有祀巫之风的宁乡，青铜重器一定是出现在诸多祭祀大典上。

　　当火文明产生了陶后，紧随其后而来的“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毛泽东《贺新郎・读史》)的青铜器时代，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跨越。宁乡的青铜文化是否是黄河流域的王室贵族跨黄河入长江再过洞庭后沿湘江而入沩水支流的楚、乌诸流域?这是对宁乡青铜现象的一种外来说的猜测。因青铜器的大量发掘均出自黄河中下游地区，如我们已知的商周三大青铜铁重器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和毛公鼎，几乎全都出自陕西等地。但我们转换一下思维角度，可这样设立，中国的历史文化源起于黄河流域，同时源起于长江流域，最终百合流成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宁乡曾出土众多新石器时的文物均可证实早在殷商时代，此地已有着频繁的人类氏族部落的活动，曾出现封建的王室贵族，其实，荆楚文明远在青铜文明到来时就已在中国南方出现并形成。最近一位宁乡本土的作家对“宁乡青铜文化之秘”有着他的解说，似乎也有着他的道理：在殷商时期，宁乡的王国就已经常接收着来自黄河流域的诸多小王国敬奉的“青铜器”贡品，于是形成了宁乡蕴青铜器珍品的“谜”。面对他的假设或猜测，我没有任何置疑。也许欲揭开数千年历史风云过后而遗存下来的青铜之谜，有着意外或出乎常理的思路，才是叩开这神奇之门的咒语?

　　随着近年来长江中游青铜器的不断发掘，并在湖北盘龙城、江西樟树吴城、安徽铜陵相继发掘出青铜铸造的遗址和石范，证明着在商朝边缘，中原商文化中心区以外的方国同样的有着灿烂的青铜文明。古楚国的宁乡正处于中原商文化中心区之外的边裔。于是，在宁乡境内寻找铸治青铜器的铸窑遗址，成为打开这个保存谜底的宝匣的唯一钥匙。

　　不论是在宁乡的玉潭古镇，还是有沩水源头的大沩山下的黄材，或其支流的楚江、乌江的岸边，曾密布着冶铸青铜的窑炉作坊，无数的工匠在士卒的枪矛下正紧张而有序地冶铸着青铜，于是一尊尊巨大而纹饰精美的青铜器皿就这样诞生在宁乡，并成为独归王公贵族享用的或盛酒或作祭祀的大鼎。因为，宁乡发掘的青铜器中的精品珍品，均为数百斤重。几千年前，从千里迢迢之外的黄河流域外运而来，可想是困难重重。也许这众多的青铜重器就是本地某贵族王公所铸制而成。在沩水与其支流交汇之处，也就是在发现四羊方尊与商代大铜铙的发掘地附近，考古学家们曾在此处发现了一座古代地方小国的古遗址。就在这个历史在先秦或年代更久远的古国遗址周围还曾出土了戈卣、分档鼎、人面纹方鼎、铜觚、铜戈等大量青铜器。其中人面纹方鼎，是宁乡青铜群中的又一经典之作。此鼎四面以人面作图饰，这在历代商周金面图象的资料中都从未见过，足见此鼎的稀有珍贵。鼎两侧的人面与两端的人面相比较，虽大小不一，但五官部位、脸部表情如出一辙，可见铸造者技艺精湛高明。尤为令人惊喜的是鼎身上发现了铭文“大禾”二字。

　　人面纹方鼎上的“大禾”铭文的发现，再加上1970年5月17日在这里出土的兽面提梁卣，人们从其卣盖、底发现了“癸”与“☆”两字，于是就有了与“大禾”两字的无限联想与遐思。这就是远在先秦之前的历史中，大沩山下的黄材水库边的一个曾叫“大禾”古国的“癸”姓贵族，就是“宁乡青铜器群”的真正制造者的猜想。倘若考古发掘能证实是如此，长江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或许就是在宁乡，南方文明也许就曾被宁乡境内冶铸青铜器的熊熊炉火点燃。

　　在黄材镇黄材盆地古方国的遗址上，人们发现一个有明显人工夯筑痕迹的台地。在台地中又发现了几个圆形的基脚。显然，这是支撑大型建筑物的支柱留下的痕迹。考古人员根据台地上的文化堆积层，推断这个平台大约建于公元前八九百年间，为西周中期一个方国的宫殿。随后还必现宫殿遗址北面不远处一段同时期的古城墙基地，这一切让我们遥想到早在3000多年前，这里曾耸立着一座古代城市。然而，最近考古专家提出从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带有典型的商王朝北方工艺风格，而使用和埋藏这些青铜器的时间已是西周时期。古方国城的地理位置偏僻，认为不可能是本地土著民族的区域文化中心，而可能是这个方国原处于江汉平原东部地区，因不断遭受北方周文化的压迫，被迫移居至此，然后逐渐被当地文化同化。宁乡青铜器为外来民族带入的观点，似乎从这座方国的故城遗址找到了可靠实证。

　　不可置否，湖南青铜器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方，但湖南青铜文化享誉全国，很具代表性，这使得江南地区青铜器文化成为全国考古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湖南青铜神秘面纱一旦撩起，也就是宁乡青铜文明向世人展示其神奇奥秘的真实面貌之时。

　　宁乡黄材古方国的发现，无疑对湖南地区国家社会的形成历史研究具有着重大意义，也在层层拨开宁乡青铜之秘的迷雾……

　　2005年4月17日，由中国考古学会等共同主办的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在京揭晓，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荣列第四，名扬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