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

名称：青铜盉（he)时代：商代早期质地：青铜器细节：鬲型，高23.5厘米，宽13.5厘米，重900克。分裆空足，顶有一长流，原应带盖，已佚。颈部为夔龙纹，足部有执柄、铭文。

　　青铜器的出现是一种人类文明的象征之一，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青铜器享誉世界，在夏商周时代发展至鼎盛时期，秦汉以降才逐渐退出主流。山西南部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夏商周青铜文明的主场。青铜器象征着王权，代表着礼仪，彰显着财富，堪称国之重器。今天的运城一带，地处华夏古文明腹地，数千年前，也上演了诸多的不凡故事。

名称：西周青铜器一组（5件）时代：西周质地：青铜器细节：这五件青铜器为甗、鼎、壶，这3类器物铭文俱为10字，字体波折，且铭文竖成行横不成行，铭意雷同。

　　青铜盉 商汤在耿国祭祖祭禹的礼器

　　青铜器，历朝历代都是官私收藏者青睐的“重宝”，尤其是那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更让其价值翻番，往往区区几个字便是一段古老的岁月留痕。因此，也引发了经久不绝的盗掘和走私事件，许多宝贝就这样流失到民间，流散到境外。图中的这件青铜盉，就是被盗掘于运城河津的古墓中，所幸的是，河津公安部门及时将其追回，才让我们对铜盉的历史和价值得以求证。

　　这件青铜盉为商代早期造型，顶部弧鼓，一侧斜立流管，一侧开方形口，原应带盖，可惜已经遗失。盉腹为袋形三足形，一足侧有方形鋬，颈部饰有夔龙纹。柄右侧铸有铭文：“祀父乙”，柄左侧铸铭文：“享渪”。商周时期的河津曾是耿国所在，据记载，这里还曾做过商王朝的都城。河津县志上记述，河津旧有汤陵（现属万荣县荣河村）。周代时的耿国都城和墓地都在河津县汾南柴家乡三王村，近年已有青铜器出土。运城文物局副局长李百勤说，史料记载中商汤曾在河津停留过，而且有商汤陵，“商陵晚照”曾是河津八景之一，遗憾的是在抗战期间被毁。对于这段历史一直没有出土实物为证，也没有发现相关遗迹。这件青铜器的出现，对在河津寻找商代遗存提供了重要信息。岁月悠悠，四千年的岁月已被风尘掩埋，幸得如此重器重现。

　　河津向南百公里外便是安邑，这里曾是夏朝的都城，安邑境内有一条较为平缓的山岗，比起巍峨的中条山实在是逊色不少，然这条山岗在夏商两朝的交替中赫赫有名，此岗名“鸣条岗”，商汤曾于此打败夏桀，鸣条岗一役之后，商汤征伐夏的战役也就算是结束了。夏之遗民被驱赶出了涑水河流域的运城盆地，逃往秦陇之地，商人也一路追击到河津龙门。

　　河津龙门，古亦称“禹门”，相传是大禹治水凿通之处。成语有“鲤鱼跃龙门”，相传那座能让鲤鱼化龙的龙门便是这里。龙门是通向秦陇的黄河要津，要守住得来不易的胜利，商汤有必要驻跸于此，整顿军卒，祭天祷神。商汤之父名为乙，“祀父乙”很有可能就记录了商汤祭祀祖先的事。

　　除此之外，这件青铜盉上还有两个铭文“享渪”，“渪”如果为大禹之禹的古文，那么说明商代人曾在河津祭祀过大禹。祭天祭祖即可，商汤为何还要祭祀大禹？这就不得不说到古人的祭祀礼制。祭祀先贤自古便有，尤其是在先贤建立功业的地方，更是必须要进行。尧舜禹是上古三贤，商人自然也会隆重祭拜，尤其在大禹凿通龙门的地方，这番礼节不能少。

　　通过这条铭文可以间接说明在商朝时，人们便认为大禹治水所开凿的龙门就在河津，这也是后人在河津的龙门修建大禹庙的肇始吧。河津龙门渡两岸曾有一座大禹庙，直到日军入侵时还巍峨挺立着，后毁于战火，今只有遗存。

　　一件小小的青铜礼器和短短的两段铭文的背后是悠悠四千年的岁月，我们无法准确得知当年祭祀的盛况和细节，只能通过这件酒器饱满挺拔的姿态想象一番祭礼的庄严。

　　西周青铜器 来自养龙之父的董国

　　这5件西周青铜器是2007年公安部门移交给闻喜县博物馆的，据悉被盗掘墓葬位于东镇官庄村附近。它们分别是：西周“仲妊”铜甗、西周“仲妊”铜鼎、西周贯耳“仲妊”铜壶（大）、西周贯耳“仲妊”铜壶（小）、西周“仲姞”铜盘。面分别撰有铭文：“仲妊作宝甗其万年永用”“中妊作鼎宝其万年永用”“中妊作宝壶其万年永用”和“中姞肇作宝旅盘其万年宝用”，铜质纯厚，制作考究，是不可多得的西周精品。此批青铜器的出土对研究夏商周断代及西周初年封国制度有重要意义。

　　早在远古时代，闻喜县东部东镇、礼元一带，位于凤凰垣和峨嵋岭之间有一个周长20公里的狭长湖泊，即古鬷（zong)川，又称董泽，现叫白水滩。古书说，鬷（zong)川所居者皆董氏。这个地方是虞舜封给董父的地方，商周时的董国。相传，尧舜时期天灾水祸不断，黄帝后裔孙飂(liu)叔安有个儿子叫父，这孩子与众不同，喜欢龙，于是摸清了龙的种种习性，具有了豢养龙的本事。当时舜帝作为部族首领得到了几条龙，知道父的能力，便把养育龙的任务交给了父。那时的鬷（zong)川烟波浩渺正是一处适合养龙的好地方，于是父被封到此地专职养龙，舜赐氏董，此地遂成为董国。夏商时董国是一方侯国，新近考古证明绛山（在今山西绛县西北）南有倗国，倗国西有董国，董国的古址在今山西闻喜县东北。此批青铜器的出土地东镇官庄村正在闻喜县的东北、绛山的西侧。据此可知这批青铜器应为董国遗物。

　　专家在对这五件青铜器考证时发现甗、鼎、壶这3类器物铭文俱为10字，字体波折，且铭文竖成行横不成行，具有商末周初铭文特征，铭意雷同，为商末周初的青铜器。而中姞盘为西周中期青铜器，可见这五件陪葬器物并非同一时期、同一家族之器。

　　黄帝有25个儿子，为4母所生，分化成12个胞族，分别姓姬、姞、酉、祁、己、滕、箴、荀、妊、僖、缳、依。铭文中的“妊”“姞”应为姓，且都是黄帝后裔所拥有。

　　此批青铜器的出土为商、周断代及研究周时董国延续提供了实物资料。但也存在诸多费解：史料记载董氏出自姬姓，如无误，那么董国姬、妊、姞三族（姓）是何关系？中妊是董国诸侯，还是望族？簋是否为中妊陪葬器，如是，为何粗铸且无铭文，抑或为他族（姓）陪葬器？两件簋明显为周初形制且为粗铸陪葬器，中姞用来陪葬，是否中姞时董国已式微？有政权更替事件发生？此类疑问，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普查之星

　　李百勤(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总工）

　　工作是文物保护业余爱好也是文物保护

　　李百勤在文物圈里的知名度是很高的，在运城文物界里更是无人不知。

　　运城市四边的乡野他都走遍了，运城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他全都过过目，运城的地上文物、地下文物他全部都钻研过。他说：“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就像个乡村赤脚大夫，啥病都看。”只要是跟文物沾边，他都关注，“我的工作是文物保护，业余爱好也是文物保护。”足见他对文物的热爱。

　　历史上运城一直都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文物存量无论是可移动还是不可移动的都非常大。这次 “一普”中，运城有19个单位列入普查，共普查出56000件（套），30多万件文物，数量之大在全省都是前几位的。“一普”工作中，李百勤不仅是运城市的专家组成员，也是省里的专家组成员。运城市普查登记的所有文物他一件一件全部要查验。面对几十万件文物，任务的繁重程度可想而知。


　　1982年李百勤从学校毕业就到了河东博物馆从事文物登记工作，三年里他的小本本上登记了4400件文物。再后来先后到博物馆、考古队、文物局工作，他的工作和生活从此都围绕着文物。这些宝贝让李百勤着迷，他潜心研究，日积月累，他逐渐有了丰实的文物知识和工作经验。运城市很多人在文物方面有疑惑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在这次“一普”工作中，运城发现好几件青铜器，李百勤说这些青铜器对运城古中国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在今年运城举办的古中国研究会上，李百勤还请全国专家看了这些青铜器，对这些青铜的断代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赞同。李百勤特别开心，说这对古中国的研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舜都蒲板，禹都安邑”的确切位置提供了可考资料。

　　对于“一普”工作中付出的辛劳，李百勤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我只是想扎扎实实地做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