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内府藏手卷装裱趣谈 手卷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画装裱形式之一,后来渐渐衍生出册、轴等品式。在经历了唐代的奢华、宋代的鼎盛、明代的创新、清代的继承之后,这种视觉上形制狭长的艺术品在展阅方式、尺寸、材料等方面保留至今。 手卷的基本形式按照时代划分为撞边手卷、卷边手卷、包边手卷(也称套边手卷)。宋代出现了宣和装手卷(即撞边手卷),开创了书画装裱史的新纪元,这种装裱形式一直沿用至今。宋代时的手卷从右至左由天头、隔水、画心、隔水、尾纸组成。 据《法书要录》中《唐武平——徐氏法书记》记载:“宫中切睹先后阅法书数轴,将塌以赐藩邸,时见宫人出六十余函于亿岁殿曝之,多装以镂牙轴紫罗褾,云是太宗时所装。其中有故青绫玳瑁轴者,云是梁朝旧迹,褾首各题篇目行字等数。” 杜秉庄在其《书画装裱技艺辑释》中提到,据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载,元朝异族统治,把织绣工人视作奴隶。据《丝绣笔记》记载,织绣工人被俘后,“任其生死,视如草芥”。在这样异常黑暗的统治下,织绣工艺经历了一个衰退期,直到明朝宣德年间才得到恢复,但古锦的花样已经年久失传。明代包首用锦十分含蓄雅致,品类不多,很少用艳丽的颜色与夸张的图案,以灰色的中间色居多,以小型几何图形排列组合为主。例如,《明初人书画合璧》、仇英的《兰亭修契图》、宋旭的《五岳图卷》、邹典的《金陵胜景图卷》均为明代原装裱包首,以各种方、圆、三角、菱形、六角等几何形的构图为骨架,以蓝灰、湖色、朱黄、浅紫、驼灰为底色,稳重素雅,突出了主花与宾花。 至清康熙年间,有织锦艺人于无意中搜集到宋裱《淳化阁帖》十册,揭得宋锦花样20余种,研究纺织,使清锦繁华如宋,而清手卷包首的用锦也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苏州织造专为清宫书画手卷特制的“包首锦”,颜色瑰丽、图案丰富、寓意吉祥,且精巧无比,用料更加丰富与华贵。 例如,清乾隆御笔《中秋帖子词卷》,共计十卷,装潢历时数年,最终装裱成一套,每卷的形制尺寸一致,包首与题签均为缂丝,但每卷图案纹饰复杂各不相同,设色清雅别致,十分精美。 缂丝采用“通经断尾”的织法,而不同于一般织锦的“通径通纬”,常有“一寸缂丝一寸金”和“织中之圣”的盛名。缂丝是以生蚕丝为经线、彩色熟丝为纬线,采用通经回纬的方法织成的平纹织物。纬丝按照预先描绘的图案布置,各色纬丝仅于图案花纹需要处与经丝交织,并不贯通全幅,用多把小梭子按图案色彩分别挖织,使织物上的花纹与素地、色与色之间呈现一些断痕,类似刀刻的形象,这就是所谓“通经断纬”的织法。如董邦达的《南巡舟行诗意图》柿红纳纱五彩祥云天鹿纹缂丝包首、《乾隆御笔仿李迪鸡雏待饲图并题什卷》明黄缂丝金龙五彩云纹包首,都是清宫内府的定制缂丝包首。 清乾隆时期,苏州织造专为清宫书画手卷特制的“包首锦”,不仅有价值极高的缂丝包首,还有精美的金锦和普通锦包首,例如乾隆的《御笔千尺雪图》葡灰锦群地三多(佛手、石榴、菊花)纹织金锦包首,制造技术复杂,花样繁多,达到手卷包首的顶峰;丁关鹏模顾恺之的《斲琴图卷》,紫地瑞花重锦包首;方宗仿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绿地万寿方格纹锦包首;乾隆御临宋人的《西园雅集图卷》,米色地曲水松竹梅锦包首;扬大章仿宋徽宗的《柳鸦芦雁图卷》,绿地夔龙蜂窝纹锦包首;乾隆御笔《挑菜图轴》,藏青地连钱纹天华锦包首;董邦达的《南巡诗意图卷》包首。 明清玉别子、玉轴头彰显皇家审美 清代内府用玉严谨,一丝不苟,玉别子玉片用料有青玉、白玉、羊脂玉、翡翠、象牙、犀牛角。而清代手卷的轴头均为玉片,多为平头,但乾隆时期内府的个别手卷仍然保留了古代出轴头的形式,例如:乾隆御笔《游戏黄庭卷》(此卷为宋藏经纸本,出轴头),古玉轴头四周还包了铜镀金护片,乾隆以正楷书黄庭经并设色绘图,自提中称用“苏(轼)书,李(公麟)画,倪(瓒)笔,张(羽)意”,书法和绘画均力图宋元,在装裱上也刻意模仿古人,装潢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 玉别子用料华贵,雕刻工艺复杂,彰显皇家审美和气质,如清《福临行书苏轼武侯庙记语卷》的青玉云头刻八宝纹样,张照的《临王献之帖卷》如意头柳叶形,仇英的《兰亭修褉图卷》的青玉竹节雕梅花骨形,唐寅的《自书词曲卷》象牙“U”形别子,还有常见的籽玉椭圆形的玉别子。每一枚玉别子均按照手卷粗细、高度量身定制,它们的大小和内弧形的角度都各有不同,并且大多数玉别子内弧用阴文雕刻手卷的名称、收藏地点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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