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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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

时间:2020/1/4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赖晨/福建福州


1943年北海银行十元“山东”券

  在抗战期间,日伪在对我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的同时,抛出大量假钞,企图以此来降低根据地货币的信用,扰乱我金融市场,榨取战略物资,破坏经济建设,削弱军事实力,困死根据地的抗日军民。为此,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多种措施,打赢了这场货币战。

1942年北海银行一元“胶东”券

1943年北海银行十元“胶东”券

1944年冀南银行一百元券

  假票猖獗

  日军为了达成其破坏抗日民主根据地金融的目的,伪造了大批红色区域的纸币。他们至少在十二个城市分别设立了假币印制机构,它们是:天津、太原、安阳、徐州、集宁、邯郸、新乡、开封、济南、石家庄、邢台、武安。日本人在这期间印制多种假币。

  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仅1940年,在胶东就发现两种假票;1941年,鲁中地区又出现伪造“一纵队”印制的北海币的假票;1942年,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全面排除法币时,敌人又有计划有组织的制造假票,通过汉奸、破坏分子流入根据地内,企图欺骗群众,扰乱市场。一时间,山东各地假票肆虐,光假票种类就有四五十种,几乎每发行一版北海币就会有相应的假票出现,而且数量巨大。

  在晋冀鲁豫边区,1940年底,日寇对晋东南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扫荡和掠夺,太行区随即出现了壹元、贰元、伍元、拾元的假冀钞,总计达六千万之巨。1942年下半年,因不满根据地的大好发展形势,日寇加快了反制、侵略步伐,大量的假钞混入根据地市场。多地出现假钞混迹市场的情形,第五、第六专区最甚,漳德和武安都有造假机关,贰元票最多。其中,仅冀南区大名县以南的抗日根据地,流通中的假票竟达市场货币流通量的七成以上,流通中的伍角票大部分为假票。到了1943年上半年,日军制造假票越来越猖獗,他们在太原、榆次、太谷等地由特务机关——东兴公司印刷厂印制假票就达6000万元,分壹元、贰元、伍元、拾元等四种。

  投假手段

  日伪投放假票的手段狡诈多变,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利用奸商携带假币到我根据地购买物资。在1943年,日军肆无忌惮地在抗日根据地周边地区开设推行假钞的联络机构,还秘密派遣大批汉奸冒充商人,向边区抛出假钞,收购根据地内的山货、药材、土特产、土布等物资。敌人还利用汉奸找关系,专门在根据地内的粮市、布市上行使假票,利用农民不认识假钞、喜欢新票的心理,大力抛出。

  其二,通过公开强迫或秘密关系,把假票掺杂入真币内进入根据地市场流通。例如,在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敌人利用奸商在根据地边沿区高价收购粮食,在每千元中混入三四百元的假钞。

  其三,利用奸商欺骗百姓使用假票。如,奸商们用假票到乡村购买汇票,这既可以大量推出假票,又因为不是在市场上买卖,不易被发现。

  其四,利用奸细伪装我执法人员收真币发假币。日本特务组织派人假冒我执法人员,在市场上以稽查假币为理由,专门没收真币,推行假币,导致我红色边区在物资上、经济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其五,利用劳工推行假钞。在山东,1943年大扫荡中,日伪发给抓去的劳工大批的假北海银行币,并假称“皇军不白使用人”。

  其六,低价倾销假票。在晋冀鲁豫,1941年,内邱、临赞等县出现过百元假钞兑换真币三四十元的事例。

  多管齐下

  针对敌伪的阴谋,我根据地军民多管齐下,采取各种措施,开展了坚强的反假币斗争。

  其一,颁布各种带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制定政策,严禁假票流通。在山东根据地,面对日伪用心险恶的假票,北海银行和抗日民主政府通过颁布各种文件,给予假票以沉重打击。1941年北海银行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反假币斗争的文件:《对付假造本币的办法》(《北海银行总行推出新钞宣传大纲及三个附件》中的附件三)。办法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二是揭破伪造本币者的阴谋;三是假票之处理及奖惩办法;四是识别假票的办法。山东省边区政府还颁布了《处理伪造及行使北海币案件暂行办法》,规定:对制造假票犯,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对贩卖及行使假币的,根据数量处以死刑、有期徒刑及罚金,对举报假币的给予奖励。

  在晋冀鲁豫根据地,面对假钞在根据地的肆虐,边区政府和冀南银行对此十分重视,对反假钞斗争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并且制订了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开展反假钞工作。1942年8月13日,冀南银行总行颁布了《冀南银行总行关于对付假票等工作的指示》,对反假钞工作做了详尽的规定。其中规定:发现假票后,要加盖“假票”章或刀剪角(剪去一角);主要在各代理兑换辨认所普遍进行,切不可随便放任假票混流,对可疑者要严格跟踪追究。1942年9月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关于目前金融货币工作的几个问题给各专县工商局的指示》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对付假钞的办法。

  其二,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如采取举办晚会、组织宣传队、乔装打扮到游击区演讲、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来宣传假币的危害。在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于1940年8月3日颁布了《严防假法、本币流行》的通令,并附发了真假法、本币的鉴别表及其说明。鉴别表列举了假币和真币在纸料及正反面花纹、花边、风景、字迹、冠字、号码、图章、颜色等方面的区别,供各团体和百姓在鉴别真假法币、边币时对照使用。

  其三,成立许多假币识别组织。众多的假币识别小组(边币对照所)在边区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严密的缉拿、检查,对流入边区的假钞进行严防死守。

  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各地方纷纷成立纸币识别所,帮助群众辨别真伪;对携带假票以谋利的,五元以上一旦查实即以扰乱抗战金融论罪;奖励查获假票和抓捕使用假票者;明确并宣传假票的识别机构和识别方法。

  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各个县的各区内部,设立了边币对照所。其任务除了兑换在使用中损坏的边币之外,还负责鉴别真假边币。边币对照所还广发票样到处张贴,提高百姓辨别真假边币的能力。边区政府还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反假钞的训练,群起反对假钞,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形势。

  其四,集中消灭假币。边区政府组织人员在布市、汇票市、粮市等假钞泛滥成灾的地方进行巡回检查,基本做到了发现一起,曝光一起,发动群众,追查到底,争取人赃俱获,就地消灭假币。

  其五,技术打假。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总部的金融部门利用山西特产纸,在纸浆中掺入各种有色纤维,制造出防伪纤维土纸钞票,并打上水印,这些钞票全部是手工印刷的,导致日伪假钞制造机关根本无法仿制。此外,由于这种抗日民主根据地钞票上有密码和号码,纸张也不耐磨,一般流通七八个月之后便要更换新币。而更换的新钞票又由于颜色发生了变化,导致日伪更是无从下手仿造,由此,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秩序得到了较好的维护。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初期由于条件艰苦,印制北海币的机器简陋,印制的北海币很容易被模仿伪造,出现了许多假票。开始时为了方便识别真伪,北海银行在印制北海币的时候会在票版或印币的纸上做暗记,如在北海币中加入一两根毛线或在印制时对某个字体做出变动,另外也充分发挥工人的才智,尽量印出高品质的纸币。这样一来,在同样的机器条件下,真正的北海币质量优于假票;在日伪机器设备比北海银行好时,其印制的假票要比真的北海币精美许多,也比较容易辨识。

  挫败阴谋

  经过各根据地政府一系列的清查和整治,假币泛滥的势头得到了遏制,尤其是在广大根据地人民中树立了反假币的观念,此点特别重要。同时,挫败了敌人的假钞攻势,维护了边币的信誉,保证了抗日根据地的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

  在晋冀鲁豫边区,边区政府在边沿地带和游击区进行严密的检查和查缉,破获了多起假钞案。1942年,南乐县张果屯有一个奸商从敌占区安阳贩来很多假的冀南票,根据密保人提供的情况,县局带领县大队的一个武装班去搜查现场,结果查出了成捆的假钞,立即把人犯和假钞一起带走,交县政府审查处理,后将假钞没收销毁,假钞贩因为罪大恶极,在张果屯集的村外,被枪决了。

  1943年7月初,榆次县李成元等四个汉奸携带7000元假冀票,在根据地内故意哄抬物价,扰乱金融秩序,在群众的检举揭发下,当地抗日政府把假票全部没收,并且召开公审大会,把李成元等人依法处以极刑。

  1943年9月,邯郸县郝村53岁的村民胡金龙,由邯郸郭振江处用伪票240元,购得2000元的假冀钞到八特村换买伪票400元,从中获利伪票160元。后来,他又携带假冀钞1990元到八特兑换行使,经四区政府工作人员查获被押送到县政府。很快,他被磁县抗日民主政府刑事法庭判处死刑。

  反对敌人假币的货币斗争,是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组成部分之一,为了巩固独立自主的抗日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边币和边币市场,稳定根据地的物价,借以保障生产的发展,对抗日战争的支持和民生的改善,就必须对制造、贩卖假钞的行为进行斗争。在这场持久的假币战中,根据地军民制定的各种反制措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印制、推销假钞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抗币的信誉,挫败了敌人利用假钞扰乱根据地金融秩序的阴谋,有效地维护了根据地军民的切身利益,从而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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