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的文献学的发展

时间:2017/5/24 文章来源:古籍 作者黄永年

  宋元明的文献学是古文献学的形成确立时期。这一时期,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遍使用,文献增长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随之而来,对文献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促进作用。有以下标志。

  1、私家目录的兴起与目录内容的拓展

  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图书数量的激增,两宋出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远超过前代,因之大大促进了私家藏书目录的发展,据文献记载,宋代有名可考的私家藏书目不下30家,有的流传至今,如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而最为后世所重的是两宋之际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这是两部最早的有解题即内容提要的私家藏书目,也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有解题的书目,在学术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二书均是依四部分类,很多今已亡佚的宋代以前的古籍,所幸有这二书得以了解内容大概。

  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与此前的书目不同,不是藏书目,而主要是利用晁、陈二家书目解题,此外,还利用前代及当时的各种官私书目,《自序》:“今所录,先以四代(《汉书》、《隋书》、《新唐书》、《宋史》)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俾览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阅木天之藏,不特有其书者稍加研穷,即可以洞其旨趣。虽无其书,味兹品题,亦可粗览端倪。”标志着图书目录已脱离了依附藏书的地位,成为学术史中的独立学术门类。

  此外,南宋初年郑樵对图书分类体系理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付诸实践,在《艺文略》中,不守《隋志》以来已经形成的四部分类,别出新意,将古今图书分为十二类:“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噫,类例不明,图书失纪,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 (《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并且用相当篇幅进一步探讨了目录学的若干理论问题。可以证明这门学问已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不过,提出的分类并无人接受,明清二代,虽仍有人提出不同于四部分类的其他分类法,但均不成气候,无甚影响。

  2、校勘之学的日趋成熟

  宋代出现了一批校书名家及校勘专书,其中尤以南宋张淳《仪礼识误》、方崧卿《韩集举正》及朱熹《韩文考异》、彭叔夏《文苑英华辨正》、《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为有影响。

  与前代相比,共同之处在于均是结合校书撰写校记,专讲校勘。几书均广征异本,使用了对校、他校等方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归纳总结出若干校勘学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如《韩集举正》,对于误字、衍字、脱字、倒字等采用了不同的特殊标记或符号以示区别;《文苑英华辨正》将校勘中发现的问题分为二十一类,为探寻古籍致误的原由及掌握校勘原则方法,提供了方便,在对待异文方面,也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为后人立下了范例;《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则归结出七类校勘去取原则,也是很有价值的校勘学说。

  凡此,均表明宋代校勘学已成为一门自觉的学问。

  3、疑古精神的高涨与辨伪之学的精密

  宋代疑伪考辨之风更为盛行,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欧阳修、吴棫、程大昌、王应麟、洪迈、程颐、朱熹、晁公武、郑樵等都进行过文献考辨,取得了较大成就。如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对儒家经典及旧说大胆质疑,提出《文言》、《系辞》、《说卦》等篇并非出自孔子之手;吴棫、朱熹对所谓《古文尚书》诸篇产生怀疑,如《语类》提出:“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背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安国考定于蝌蚪古书错乱磨灭之际,反得其所易,则有不可解者。”开启后人考辨《尚书》伪古文的先河。元人吴澄亦有进一步怀疑。

  明代辨伪学又有所进步。一是专书辨伪:明初,宋濂《诸子辨》,专以先秦至宋代的子书为对象;梅鷟《尚书考异》与《尚书谱》,继宋、元人之后,更直接提出《尚书》的伪古文问题,“《史》、《汉》所载,绝无廿五篇影响。”明确认定《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五十八篇中,古文二十五篇应是后人伪造。二是辨伪理论的进步:明代万历时胡应麟总结了前人的辨伪经验,《少室山房笔丛》收入《四部正讹》,是第一部文献辨伪的专著,对古书的伪作做出了估计:“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矣。”是否准确另当别论,但表明有了清醒认识。他并考证了100多部伪书,归纳了古籍作伪的十几种情况,系统提出了辨析伪书的八条基本方法,在辨伪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相当高建树;藏书家祁承㸁《澹堂藏书约》,也有专门论述伪书的内容,其中总结了产生伪书的十九种情况,也是一种辨伪理论的概括。

  4、文献范围的扩展

  如前所讲,金石学在宋代发展成熟。欧阳修撰《集古录》,大量使用金石文字主要是石刻考订史籍记载,在400多篇《跋尾》中,订正旧史记载就有300多处。同时还能注意到所谓“谀墓”之文的问题。其后,赵明诚《金石录》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运用石刻,对两《唐书》的记载,多有补正。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入历代511件金石铭文,有少量的石刻,绝大部分是青铜器,是宋代同类著作中较有条理并收录内容最多的一部书,对铭文并作了考释,促进了金文研究的发展。

  另外方志的编纂在这一时期趋于成熟,数量也有了快速的增长,北宋有20余种,南宋有200余种,今存20多种。也大大扩展了传统文献的范围。

  5、文献辑佚与史料考异学的发展

  将散见于各种文献中已经亡佚古书的片断文字搜集抄录出,再按一定体例加以编排,以尽可能恢复已佚古书本来面目的工作,就是辑佚。

  宋人在文献辑佚方面也很有成绩。以南宋王应麟为代表。是一位综合性的学问家,有多方面的成就。所辑《郑氏周易注》、《郑氏尚书注》、《三家诗考》,都是很有水平的辑佚之作,今天仍受到重视。

  明代孙瑴《古微书》,专辑纬书佚文,也是一部较早期的辑佚代表作。

  明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中,提出从前代古书引文、注文以及类书中辑佚的主张,对清代大规模的辑佚,有一定的启发。

  史书考异出现于宋代,以司马光《通鉴考异》为代表。

  《考异》是《资治通鉴》的副产品。在编撰《通鉴》的同时,“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撰成此30卷之书。共列近三千个条目,引用近三百种各类文献,今已亡佚者过半。前人修史,如果材料记载有矛盾有分歧,一般是修史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去取,究竟对错,本人既不做任何说明,后人也无从查考。司马光是一位十分谨严的史家,创立了一种做法,凡是材料记载有异同,他要进行仔细的考辨分析,然后选择他认为比较可信的写入《通鉴》,比前人高明之处在于把各种不同说法和自己选择的理由,详加记载,逐条说明,作成《考异》一书。由此形成史料文献考异一门学问,是为史学上的一大贡献。

  6、版本学的萌芽

  “版本”名称的出现,是在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行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是相对于以前的抄本,专指雕版印刷复制的书籍。宋代以后,由于雕版印刷的普及,书籍得到大量复制,版本问题日渐突出。宋代校勘的发达,与版本有密切关系,上述宋人校勘名著,均使用多种本子,其中部分就是所谓版本。宋人已注意到不同地区的刻本有质量高低差别,如北宋末朱彧《萍洲可谈》:“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版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为‘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肊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祐买着福建本。’”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也有相同记载,不过把杭州学教授姚祐换成王安石变法时的教官。可见当时已成广为流传的话柄,建阳书坊刻书之陋劣是众所周知。

  宋人读书已要讲究版本,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是第一部著录版本的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时并记载书籍的款式和版本,如抄本、印本、拓本等,均反映出重视版本的认识,但这时重视的是所谓的“善本”,即在校勘上比较精良,错讹较少的本子。

  明人在版本的认识上,更为自觉。与明弘治、正德时文坛上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复古文学流派有关。对流行的文体不满,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很快成为潮流。要求多读古书,而当时的古书,从版本上讲,唐代以前的写本已不多见,主要是宋刻本,带动了版本学的发展,形成追求宋本的风气。当然,与宋版书日渐稀少,具有收藏价值有关。如嘉靖时权臣严嵩抄家的清单中,就把宋版书作为财产单独的一项列出。明代藏书家众多,大量藏书、抄书,也应与此有关。

  由于宋本的身价日增,开始出现伪本,随之产生鉴别版本的需要。万历时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提到当时作伪宋板书的风气以及鉴别的方法,并总结出宋元本的某些特征,当然他的认识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初步相当肤浅的。

  与高濂同时,还有几位文士、藏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也有相关论述:“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已经提出一套比较概括的版本鉴定标准。值得注意,他还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其精吴为最。”已不是像藏家那样只注意宋本,并开始留意当代的版本问题。另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也是一部详注版本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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