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

《永乐大典》

　　国家图书馆在2018年2月8日至3月2日在新馆北区稽古厅举办“看《永乐大典》迎戊戌新年”活动。说起《永乐大典》，至永乐六年（1408）冬成书，全书编成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 册，总字数约3.7亿字，皇帝赐名为《永乐大典》。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
　　明朝灭亡之后，《永乐大典》正本已不知下落，或称殉葬永陵，或称毁于李自成战火，总之是再没有于世间重现过。世人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也正是这嘉靖年间的副本之一。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曾流离失所又现身台湾，那它何时迁往台湾，迁台历程又有着怎样的坎坷磨难？它是怎样历经四百年劫难而又重现于世的？所有这一系列疑问，无疑皆凝聚着深沉厚重的国家记忆，理应为后世所铭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各国将抢劫的大量文物古籍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可能就在此时远渡重洋至大洋彼岸的英国。直至1920年，叶恭绰（1881—1968）赴欧洲考察实业，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意外发现并购回了这一册大典残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已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部分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可能也恰在此时或稍早，叶恭绰也将自己从英国购回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秘藏于天津租界银行的保险柜中，以此避免意外发生，确保国宝不再流落异邦。

　　当时北平图书馆仅藏有60册《永乐大典》，并没有收藏《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但曾专门派人据此卷抄录了一份副本留存。当时主持抄录副本工作的赵万里（1905—1980）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是著名文献学家，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叶恭绰从英国回购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当然引起了赵的重视，他迅即组织人力，对原本进行了精心的“景钞”。

　　正是由于叶恭绰的慷慨无私、赵万里的高度重视，才合力促成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景钞本的诞生，这一景钞本也成为北平图书馆的重要馆藏之一。在这一景钞本的基础之上，又陆续有若干种仿钞本、精钞本诞生，均是馆方或者学者再次录副的结果，其中一种还于1954年辑入郑振铎（1898—1958）主持编印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这个“影之再影”的影印本，成为大陆戏曲研究学者能够比较容易用到的工作底本，也几乎就等同于叶氏所藏的原本。那么，叶氏所藏的原本，此时又身在何方呢?

　　1933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原先同时秘藏于天津银行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是否也随之南迁，不得而知；此时叶是否已经将此书捐赠或售予北图，也无从考证。但有一点确是可以肯定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随后踏上了飞赴美国、转迁台湾的旅途。这从时局的演进与叶氏的生平事迹来看，都可以做大致的推定。

　　1949年从香港回到北京的叶恭绰，更为积极地从事文博事业，经其手鉴定、搜求、购藏、捐赠的文物古籍不计其数，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始终未再露面，他本人也从未提及。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抗战前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不再属于他个人，无论是其捐赠、售予或战时托管，这册书已经属于“国家财产”，登上了飞往美国、转迁台湾的航机。

　　关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在抗战前后的踪迹，以及最终运至台湾的这段历程，笔者的上述推测与判定后来得到了初步证实与进一步的厘清。据台湾学者汪天成教授考证，现藏于台湾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是当年由“中央图书馆”通过中英庚款董事会，以保存文献名义购入典藏的。也即是说，当时的国民政府确实是从叶恭绰手中购得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使之从私人藏品化身为国之重宝，历经国难种种，终将其转运至台湾。

　　但与笔者推测略有出入，也更为传奇的是，《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当年并未搭乘飞赴美国的专机，而是滞留在了香港，未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转运出去。随着香港被日军攻占，它与中央图书馆寄存在港的大批善本古籍，还曾被劫往日本，抗战胜利后方才重回南京。1948年，此书终于得以与中央图书馆大批善本古籍一道迁往台湾，珍藏至今。

　　1934年12月，《燕京学报》第九专号刊印了一部名为《宋元南戏百一录》的专著。书中附印了一页珂罗版影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题为“永乐大典小孙屠戏文”。这是继北平图书馆景钞本、1931年排印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面世之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首次向公众以一页书影的方式展露真容。时年36岁的作者钱南扬（1899—1987），就此开始深入研讨一个专门的学术概念“南戏”，并为之摸索考证了七年之久。

　　到1979年10月，已经80岁的南戏研究专家钱南扬，终于完成了其南戏研究里程碑式著作《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他在“前言”中不无感慨地提到学界中流行已久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传闻。他写道：

　　《永乐大典》自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凡二十七卷，收戏文三十三本，详连筠簃刊本《永乐大典目录》。这本《戏文三种》，乃是仅存的最后一卷。此书已流出国外，一九二○年，叶玉甫（恭绰）先生游欧，从伦敦一小古玩肆中购回，一直放在天津某银行保险库中。抗战胜利后，不知下落。现在流传的仅几种钞本及根据钞本的翻印本，可惜见不到原书了。这次校注，即据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

　　距钱南扬所著《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出版之后30年，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发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论文，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即《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明代嘉靖年间内府重写本）并没有失踪，现藏于台湾。

　　原来，台湾学术界也曾根据钱南扬所言，一直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失踪的观点。但汪天成坦言“一直还心怀侥幸，希望能再看到原书”，寄希望于在大陆或海外寻求原书。接下来，一次因备课查寻资料的偶然机遇，竟意外让这册“失踪”已近一个世纪的国宝重现。他在论文中激动地写道：

　　后来在备课时，因为要讲到包背装，需引用《术语图说》来解说，可是一点开之后，图例竟然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我顿时愣住了。由于是远景看不真切，于是赶快去查馆藏目录，结果真找到《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而且看到了更清晰的图。就这样我还不放心，特地再到“国图”去看了微片和原书，确定真的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惊喜之余，出于学者的审慎，汪天成再次逐页逐字检阅原书。由于担心这并不是明代原本，而是另一种未经著录的景钞本，他甚至于核对了明代原卷抄录者吕鸣瑞名下的现存所有《永乐大典》抄录笔迹。他将《永乐大典》多卷字迹逐一核对比照，最终确定了他见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正是明代嘉靖年间内府重写本，也就是当年叶恭绰从英国购回的原本。

　　此时，已经被中国学术界宣称“失踪”达80年之久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终于重现于海峡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