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

《六十种曲》之“琵琶记”，明代汲古阁原刊本。

　　四百年前，江苏常熟人毛晋（1599—1659），开始按页以黄金作价收购宋版书。家族祖辈留给他的千亩良田，变作了他书斋里的一页页故纸古卷，以及他自己整理刻印的各式书籍。在他死后不到300年，不用说宋版书更加难求、几乎杳绝尘寰，即使是他自己当年校印的图书也已成为善本。他的书斋名号“汲古阁”成为金字招牌，“汲古阁”印行的各类图书成为读书人的新宠。“汲古阁订”《六十种曲》就是这新宠中的一员，在20世纪上半叶已属凤毛麟角；能将整套书齐备收藏者，少之又少。

《六十种曲》，吴梅题笺。

《六十种曲》，1935年开明书店线装排印本。

　　《六十种曲》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早的传奇总集，也是规模最大的戏曲总集。《六十种曲》汇编于明代崇祯年间，分6帙，在3年内陆续出齐。初印本没有总名称，而是在每帙第一种的扉页上题 “绣刻演剧十本”，每一种又题“绣刻某某记定本”，所以也有人称这部书为《绣刻演剧十本》，或《绣刻演剧》。到清代康熙年间重印时，6套同时出齐，才有了《六十种曲》这一总标题式的书名称谓。书中收集《琵琶记》等传奇剧本59种，杂剧《西厢记》1种，共60种。这套书之所以口碑甚佳，刊行后300年间备受推崇的根本原因，在于选收剧目基本体现了明代以来的戏曲创作最高成就，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明代戏曲总集。

　　据考证，明代戏曲创作异常繁盛，仅就传奇而言，有目可查者就多到950种（此据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六十种曲》编者披沙拣金，兼顾种种因素，选辑其中最为流行的六十种成集，为读者精中选精、精益求精，将宋元明三代剧作精华尽收眼底。从选收的剧目看，“荆、刘、拜、杀”和《琵琶记》是宋元南戏的传世名篇，对传奇剧本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明人的作品则选收了包括《牡丹亭》在内的汤显祖全部作品，还有《浣纱记》《绣襦记》《鸣凤记》《玉簪记》等，都堪称明代传奇剧本中的精品。《六十种曲》所辑选剧目，大都是当时广泛传唱的场上之作，几乎每部剧本都有精彩的折子戏成为昆剧保留剧目，至今传演不衰。

　　正因为如此，研究戏曲、欣赏戏曲的国人，无论专家学者还是资深票友，无论文史爱好者还是普通读者，都以案头橱中备一套《六十种曲》为荣为乐。但时至20世纪上半叶，寻求完整的一套明末清初初刻初印《六十种曲》的难度，与当年毛晋按页以黄金作价搜求宋版书的难度相当，成了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奢侈与梦想。

　　曲学大师吴梅就曾为之感慨说，“六十种曲，以汲古初印者为佳，其后修板覆印往往上下叶倒误，几不可读矣。余藏本亦修板后印。”当时吴氏“奢摩他室曲丛”藏书已颇具规模，其书斋“百嘉室”也以拥有一百种明代嘉靖刊本的藏书规模而名扬海内；即便如此，吴氏对《六十种曲》初印本也只得望书兴叹，也只是收藏了清康熙、道光年间的重刻重印本而已。他的弟子、后来也成为著名曲学家、学者的卢前，对此也深有同感，也曾提到，“少时治曲，求毛刻六十种，遍访诸坊肆不可踪迹。后于役蜀中移砚河南，合所购者始成完帙，而漫漶乖逆，不能卒读。”本来藏书颇具规模，曾广搜明清各类曲学文献的卢氏，辗转南京、四川、河南等地，多年之后所购齐的《六十种曲》也不过是重刻重印本，仍然是“不能卒读”的普通版本。

　　《六十种曲》这种声名远播，却难得一窥全貌的情况，除了吴梅、卢前等曲学研究者感同身受之外，也同样引起包括郑振铎、叶恭绰、马隅卿、徐森玉等藏书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共同探讨、发起、呼吁和直接参与后来开明书店重新排印《六十种曲》的文化盛举。

　　1935年5月，开明书店编译所正式公布刊一则“排印六十种曲缘起”的告示。文中末段声称：“我们为弥补这个缺憾起见，特地把六十种曲排印出来。我们并不用各种传奇的其他本子来校勘，要这样做，原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访求了许多部的六十种曲，拿来互相核对，把脱漏处补足，把错误处订正，遇到疑惑难决的时候，就通信请教藏有零种初印本的收藏家。除此以外，我们又加了一番断句的工夫。于是这部大汇刻换上了一副新装，以页数计，却比较木刻本少了一半；研究传奇的人就有了完善而且简便的本子。这足只是微薄的劳力，但我们相信化去这一点劳力决不是无意义的。”

　　可以看到，一部旨在复原“汲古阁订”《六十种曲》原貌，且方便研究者简便阅读的“新善本”，在开明书店的倾力打造、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全力支持下，行将诞生。这样一来，一部当时拿金条银圆也购置不齐的明代原版《六十种曲》，仅就其剧本内容而言，只需在开明书店的排印本中，就基本可以概览全貌，一睹真容了。

　　吴梅为此题写了《六十种曲》的总书名及每册戏曲名目，并为之题词盛赞。郑振铎的题词则更难掩激动喜悦之情，他盛赞此书为开明书店的“扛鼎之作”，并罗列了此书编辑操作环节上的精英谱，有“叶圣陶、胡墨林、王伯祥、徐调孚”等，对这些出版界同道同仁的鼎力合作致以由衷敬意。最后，他断言“今后元明戏曲史之研究者，当以此书为必备之籍”。著名收藏家、学者叶恭绰也欣然题词，曰“开明斯举有功于斯道，此书之印行，至深欣跃”。

　　这些来自社会各界，或藏书家或曲学家，或词学家或出版家们的盛赞与感怀，在当年开明书店一册《六十种曲》的预约样本中一一呈现。

　　一部古籍的流转变迁，在历史与文化的显微镜下，格外清晰地展现着国运兴衰与文化变迁。《六十种曲》这部300年间从盛名远播到难睹全貌的珍贵古籍，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冲击之后，本已趋于湮没。但清初的戏曲繁盛，又给这样的古籍以苟延残喘的历史机遇，重刻重印的水平虽然差讹很多，但毕竟也从客观上起到了部分保存与延续书籍内容的作用。到了20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让学者们重新关注戏曲艺术的文化研究之价值，戏曲史、戏曲版本学及曲学本身的研究需求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势下，就不难理解如开明书店这样的现代出版机构倾力重印《六十种曲》的文化诉求所在。在经历三百年各式各样的冲击与机遇之后，《六十种曲》就这样在20世纪上半叶破茧化蝶、重获新生。

　　也正是在当年重要参与者郑振铎等人的提议与推动之下，集合全国古籍收藏资源与古籍整理人才资源之力，经过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1982年中华书局的再次修订重印，《六十种曲》早已走出高阁深橱，为广大戏曲研究者与爱好者所熟知。一部古籍的前世今生就这样翩然转换，《六十种曲》从异常珍罕的秘本化身为天下公器，成为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一块常青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