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

古法造纸

　　怛逻斯古城，曾经的古战场，坐落在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一个名叫塔拉斯河（Talas River）的左岸。就是在这里，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高仙芝率领的大唐军队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遭遇，发生了一场激战，唐军先胜后败。

　　大战之后唐与阿拉伯的关系依然在发展，可是，大战之后的战俘中各种能工巧匠，包括造纸工匠，从此把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世界，进而传到西方，却掀起了西方学术文化发展的一片新天地。我们今天讲讲这背后的故事。

　　众所周知，中国人最早用竹木、龟甲作为书写工具，丝绸也曾是名贵的书写工具之一！纸张的应用，要直到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美国著名学者麦克·哈特的名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蔡伦排在第7位。《时代》周刊公布的“有史以来的最佳发明家”中，蔡伦也榜上有名。殊不知，蔡伦只是扩大了造纸原料和改进了造纸工艺，早在蔡伦之前，纸张在两汉时期随屯田部队和往来客商，就已经传入西域。

　　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考察时，就曾发现一片属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的西汉古纸，质地较为粗陋。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罗布泊发现许多质地不同的古纸，多为公、私商业信件，其中记有年代的，分布在公元3世纪中后期，还有1件用汉隶书写的《战国策》残卷，大约写于东汉末年。1914年，英人斯坦因在罗布泊北端也发现了一些3世纪末期的汉文纸写残卷。

　　西域（今新疆地区）自然不是纸张西传的终点，而只是中转站。传到这里的纸张，随着中外使节和商旅的活动继续西进。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一座汉代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8封粟特文纸本信函，即著名的“粟特文古信札”。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这些信札写于西晋末年（约当312~313年），出自往来中国和中亚的粟特商人之手，信札原本是要发往撒马尔罕的，却因故未发。

“粟特文古信札”说明纸张已传入粟特人居住的中亚河中地区，而且极有可能传至更远之地。粟特地区出土的穆格山文书，写于怛逻斯之役前（约722年以前），有17件纸文书。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西晋至隋朝的古纸中，写有波斯文、粟特文、希腊文、吐火罗文、叙利亚文、梵文等各民族的文字，纸张在这时已传入上述地区，并且为西域各国人们所使用，可谓证据凿凿。

　　过去一般认为，12世纪，纸张才由伊斯兰教徒带到南亚的印度，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尽然。既然蔡伦造纸术改革之后不久，纸张就大量传入西域、中亚，采用纸张书写的也不限于汉人，那么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因传播佛教而频繁活动于此地的印度人，或与印度有关之中亚民族，必会接触和使用纸张，因为纸张远比当地传统书写工具树皮、树叶优越。

　　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现了不晚于6世纪的写有梵文的古纸。唐僧玄奘645年自印度归国时，并未提到印度有纸，但另一唐僧义净于671年赴印度取经，发现印度已开始使用纸张，比如印度各地普遍于绢、纸上印佛像以随处供养，印度人还使用厕纸。义净编的《梵语千字文》字典，有梵文的“纸”字。可见，中国的纸至晚在7世纪末期已传到中印度，但可供书写的高质量纸张，在当时想必依然稀少，印度人仍以树皮和树叶作常见书写材料，唐代中国僧人到南亚去取回来的经书和南亚僧人带到中原的经书，都是写在这类材料上。

　　至于中国纸何时传入欧洲，虽然文献仍不足徵，但大体可以推测，两汉时期既然已与大秦（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建立联系，就不能排除当时从中国输入纸张的可能。欧洲现存最早的纸文书出自1109年的一道法令，是西西里伯爵罗杰一世（Roger I）用阿拉伯文和拉丁文颁发的，这已是中国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很久之后的事情。

　　汉唐时期，中国纸张逐渐传入中亚和南亚、西亚，可以言之凿凿。但是，造纸术的西传于何时？文献记载，却显得扑朔迷离。甚至可以说，目前在文献中还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和线索，只知道，中国造纸术西传比中国纸张西传要晚得多。有材料证明，新疆大约在6世纪开始自己造纸。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中，曾经出土一件被判断为620年的文书，上有“纸师隗显奴”字样；另一件出土文书上则有“配纸坊驱使”的字样。“纸师”、“纸坊”确凿无疑地表明，当时吐鲁番地区已经拥有专门的造纸作坊。

　　造纸术向中亚及更西地区的传播契机，目前公认的，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751年怛逻斯战役。阿拉伯方面的史料说，此次战役使两万唐军成为俘虏，而其中有一些造纸工匠，阿拉伯人就利用他们在撒马尔罕建立了穆斯林世界第一座造纸工场。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同族、历史学家杜佑的族侄杜环，是怛逻斯战役的见证人。他作为文职军官被俘后，经历了12年的异国生涯，先是在康国（撒马尔罕），再到阿拔斯王朝首都亚俱罗（Akula，即库法），后来又到了非洲，这些地方都是阿拉伯人的世界。他历经磨难回国后，撰有《经行记》记其游历，其大概仍保留在唐人史学巨著《通典》一书中。

　　杜环记载了流落在中亚的唐朝各种工匠，金银匠、画匠、纺织技工，他没有提造纸匠，但是，怛逻斯战役结束后不久，撒马尔罕就出现了造纸工场，绝非偶然巧合。撒马尔罕盛产可用于造纸的大麻和亚麻，“撒马尔罕纸”以其精美适用的优点，闻名于大食统治下的亚洲各地。794年，在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总督的建议下，当时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哈仑·拉西德，按照撒马尔罕的模式，在巴格达开办了西亚第一家造纸工场。此后，大食帝国境内的也门、大马士革、特里波利、哈马、太巴列等地，陆续建立了按中国工艺生产纸张的工场。在长数百年的时间里，距离欧洲最近的叙利亚大马士革，成为欧洲用纸的主要产地，以致“大马色纸”长期以来是欧洲人对纸的另一称呼。

　　杜环的《经行记》还记载了他在北非的经历。但是，造纸术传播到北非，则是借阿拉伯人之力，于9世纪初传入埃及、摩洛哥等地，并在10世纪取代纸草，成为埃及的主要书写工具。11世纪时，纸张在埃及的用途已扩大到日常生活领域。1040年，有位波斯游客来到开罗时，惊奇地发现，卖菜和卖香料的小贩都用纸张包裹所售之物。由于纸张在埃及被普遍使用，用来造纸的破布，也从一文不值变为身价百倍，竟至市面破布缺货。于是有人不惜搜掘古墓，以盗取木乃伊的裹尸布，卖给造纸工厂获利。

　　10世纪以后，摩洛哥首府非斯成为造纸中心，并以此为基地，在12世纪中叶，将造纸术传入伊比利亚半岛，继而传至欧洲各地。直到18世纪以前，欧洲各国造纸工场中采用的技术和设备，依然都是中国的传统方法，工艺和质量还远不及中国宋代的水平。

　　中国造纸术传入南亚，很可能与文成公主入藏有关。也就是说，造纸术传入印度是以西藏为中介的，时间上也远早于怛逻斯战役。吐蕃国王松赞干布于650年向唐高宗请求输送蚕种并派遣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到吐蕃，获得批准。这说明西藏在7世纪后半叶，已经可以借助内地的造纸工匠生产纸张。其时印度与吐蕃关系密切，很有可能通过吐蕃掌握造纸术，未必需要等几百年后，阿拉伯人征服印度时，才将造纸术带到南亚去。

　　总之，汉唐之际，中国的纸张已经传到西域乃至更西的地区，但是造纸工艺的西传，则在怛逻斯战役之后。唐人杜环《经行记》记录了中国工匠在中亚、西亚的活动，巴格达城始建之年（756~763年），中国工匠就贡献过力量与智慧。此时节，阿拉伯文献中恰好提到撒马尔罕和巴格达先后出现的造纸工场，无疑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它从根本上结束了西方国家用皮革、纸草、树皮以及羊皮纸作为书写材料的历史，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发展厥功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