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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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文人的精神家园

时间:2018/6/24 文章来源:中国书法杂志 作者韩回之/韩天衡美术馆


清 吴大澂铭、吴湖帆铭文具一套

  何为文人?文人,并非仅指会写文章的人,一般泛指读书人,讲的严格点是指在人文方面有建树的人物, 是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且有思想的社会科学的人。

  自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读书人自发蒙、童生、生员、秀才、举人, 层层晋级进士一路而上。科举,这一中国特有的考试形式,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使得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无论出身寒门还是望族之后,在追求仕途的道路上都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古语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道出了古人对于科举制度改变人生的美好向往。

清 灵芝南红水盂 高5cm

  伴随科举制度形成的官员选拔形式,在读书人里涌现了特殊的一个阶级群体——“士大夫”。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承者、创造者。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士大夫”存在误解,将其视为腐朽且具有垄断性质的知识分子阶级。但经过近几年的研究,“士大夫”其实是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重要社会阶层,这个主体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对整个社会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推动性。

  中国的文人好文擅艺,然其审美情趣,当以宋代为勃发的源头。大量的史实证明,彼时的“士大夫”们在公务之暇多寄情于琴、棋、书、画等,其场所即为之特辟的书房。赵希鹄著《洞天清禄集》有云:“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周商。端研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描写了理想化的书房环境。明人文震亨将文人生活中用以自乐的雅室景象如此描绘:“小室内几榻俱不宜多置,但取古制狭边书几一,置于中,上设笔砚、香盒、薰炉之属,俱小而雅。别设石小几一,以置茗瓯茶具;小榻一,以供偃卧趺坐,不必挂画;或置古奇石,或以小佛橱供鎏金小佛于上,亦可。”此皆谓之书房,或称之为书斋。

清 九如绿松石水盂

  文房,读书写字赏艺之地也,其间不乏古今雅玩器物,古人统称为“骨董”,即今日所谓之“古董”。明代晚期,董其昌著有《骨董十三说》一书,定义“骨董”为:“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名骨董。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士可与古人相见在此也。助我进德成艺,垂之永久,动后人欣慕在此也。”简言之:项杂而贵重,又讨人喜欢者曰“骨董”。在上海方言中,早前并没有“收藏”之说,谦称其为“白相(翫)”。然,何谓“收藏”?“收”与“藏”是由一生二的大概念。“收”是动词,指器物转换为我所得;“藏”非束之高阁,而是考据,是其价值、是其溯源、是其文化含义、是其制作背景,是研究之后将知识延续,此为“藏”。今日收进,明天卖出, 则是“投资”的另一概念。

  古代文人书房中除了赏玩摆放的大器物以外,最为实用的是笔墨纸砚所谓“文房四宝”。在很多人的概念中,说到文房就是四宝,那就以偏概全,知一忘百了。除了历史上比较耳熟能详的安徽宣城诸葛笔、李廷珪墨、澄心堂纸、婺源龙尾砚等。纸、墨、笔都是属于日常消耗品,至今保留未使用的完整器少之又少。
  
  墨在古代除了日常使用之外,文人还会用它来制作礼品用以臣子对帝王的进呈,文人之间互相馈赠。风雅的交往伴手礼。以清吴大澂制龙节墨为例。吴大澂以自己收藏的楚错金铭文龙节为模版,制作了同样造型的龙节墨,用以恭送同好。既显示了对此器物的珍爱又与同好现宝,赠同款墨以示得意之情,表现地恰到好处,雅赠而不浮夸。

清 松鹿长春翡翠笔筒 高11cm

  笔,古有“退笔三千”之说。旧时,尤其是唐宋元时期毛笔非一次性消耗品,笔头是可拆卸的,颓萎而换之,笔杆作为可长期保留使用之物,就生出了很多讲究。从材质的奢华上看,有翡翠、白玉、象牙、雕漆等等。尤其宋元时流行木胎笔杆,其上以髹漆彩绘、剔犀、雕漆、嵌螺钿等装饰手法,笔杆材质相对较轻,更符合把握使用。实用而更求美观精致,所谓“笔墨精良,人生一乐”。

  砚,不易损坏,流传至今是最多的文房,但也是俗物最多的遗存。然而出人头地的文人对砚台的追求乐此不疲。往往择良石佳材,再聘名工大匠精雕细琢。选上等好木材,或紫檀,或花梨,或乌木,整挖拼嵌以为匣,上嵌珠玉金石,以显文心玲珑;再于砚上、盒上题跋以抒怀明志,行、楷、章、草、篆、隶各具风骚,无论繁复还是简洁都是各有乐趣。一件顽石璞玉的文具经文人苦旨经营便成为珍贵且有文化含量的佳宝。如清大西洞包袱砚,原配红木匣,为常熟沈石友旧藏,上有近代金石巨匠吴昌硕题跋,入载《沈氏砚林》。后流落东瀛近百年,为现藏家多年寻觅购回,为世所重。

  纸、墨之用也是讲究多多,限于篇幅,则不赘述了。

明 错金银鸡首铜砚滴 高7.8cm

  屠隆《考槃余事》中记载了具有代表性的四十五种文房器玩。笔格、砚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水中丞、水注、砚匣、墨匣、印章、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叆叇、裁刀、剪刀、途利、书灯、香橼盘、布泉、钩、箫、麈、如意、禅灯、诗筒葵笺、韵牌、五岳图、花尊、钟、磬、数珠、钵、番经、镜、轩辕镜、剑。其实文具之数又何止这些。

  砚屏,置桌案之上于砚端以障风尘之屏。也有说法是因为晚间油灯、烛光照在砚台上,砚台里的墨水会有折射光耀眼,用砚屏以避之。传砚屏始于宋代苏东坡、黄庭坚二人。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无砚屏……自东坡、山谷始作。”此件近代微雕大师于硕(啸轩)制作的砚屏,于三寸的象牙板上刻《严子陵富春垂钓图》和《严子陵钓鱼台赋》。1873年于啸轩生于江苏省江都县塘头乡。1915年,42岁的于啸轩拿着他的两件作品,参加了日本大正博览会和美国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两件作品都获得了金质奖章。作品刀刀传神,不但贵在小,且贵在精妙,其字微如蚁足,在放大后却结体扎实,具有苏东坡书法的韵味,鬼斧神工,形神兼备古今无匹,叹为观止。

  如意,原是梵语“阿那律”的意译。脊背骚痒,搔之不及,用此器挠痒,可如人意,因而得名。自东汉时期引入中国,在魏晋时广为流传并逐渐发展成了文人所持风雅谈具,至明清时更是转化成附有吉祥含义的陈设器。玉石、翡翠、竹木、漆器各种材质皆有,其上饰以吉祥纹饰。古人云:器必有文,文必有意,意必吉祥。如意,早已摆脱了原本的意义,从器型、材质到装饰美轮美奂,无一例外的表现了这个吉祥的主题。

清乾隆 造办处作掐丝珐琅麒麟香薰一对

  中国文房之道,当数以实用性与仪式感并重的自娱为最高境界。其意趣深邃,涉及艺事层面广袤,范围可广至园林室庐的营造、花木水石的栽植、舟车衣饰的乘服。用赏类则以文房用品笔、墨、纸、砚等四器为主体,进而游艺于鼓琴、焚香、弈棋、试茶、临帖、观画、刻竹、饲鹤等文人热衷的生活雅趣及艺事所必备的用具。文人崇尚自然,是由文房中的百般精致雅逸的陈设,追逐模拟创造着理想中的自然。在自然生态中,瘦梅病柳、石之皱瘦漏透、冬日养虫啼鸣,园中饲鹤相嬉,同样是文人之爱,情怀之寄。

  苏东坡曾在怪石供中说道“凡物之丑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间石皆若此,则今之凡石复为‘怪’矣。海外有形语之国,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语也,捷于口;使吾为之,不已难乎?故夫天机之动,忽焉而成,而人真以为巧也。”虽然,自禹以来怪之矣。明代画家吴彬题《瑞兽》供石就是此思维指导下的产物。其石产自安徽灵璧,外型似长颈鹿。古人称长颈鹿为麒麟。吴彬是明代著名的人物画家,其作品多以神怪佛教题材为主。此石似麒麟必深为吴彬所爱,赏玩之余,题刻铭文于器上,后又入藏于明云间林有麟处。林氏为著名藏石家,曾编著中国最早的赏石图谱《素园石谱》,林复题刻其上。

清 竹根雕荷叶水注

  投壶器具,从先秦延续至清末,是中国传统射礼的一个延续,也是宫廷宴饮游戏之一。六艺中的射礼是需要一定的空间的,但由于庭院不够宽阔,不足以张侯置鹄;或由于宾客众多,不足以备弓比耦;或有的宾客的确不会射箭,故而以投壶代替弯弓,以乐嘉宾,以习礼仪。宋吕大临在《礼记传》中云:“投壶,射之细也。燕饮有射以乐宾,以习容而讲艺也。”《礼记·投壶》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左传》曾记载过晋昭公大宴诸国君主,举行投壶之戏的事。此册所载投壶为铜质,作六方瓶,有贯耳,器物满布底文,有一蟠龙居于上,矫健有力,为宋代典型器。与《宣宗行乐图》中使用铜壶同款。

  范制匏器是文人之爱。从小就给葫芦套上磨具, 古代用瓦,近代用石膏,在葫芦长大的过程中,让模具的反纹印在葫芦表面,称之为坐范。范制匏器起源于明代,至清代颇受皇家重视,康熙帝曾于瀛台的丰泽园内种大量种植葫芦,并设专人管理,然百石一出,正品稀罕。在宫廷的督造下,生产出诸多清朗典雅的模制匏器,其制作工艺精巧,产品种类纷繁,标新立异,风神别具。在彼时,是远精贵于官宦器的奇品。

清 玛瑙水丞

  文房四宝仅仅是个大概念,四宝也只是一个虚数词,除了笔墨纸砚,文人所有的爱好与制作都可以归为文房。文人用器就如同文人的情感一样具有多元性,开拓性。它们材质多样、工艺繁复、形式多变。从中可以玩味古代文人多彩丰富、不一而是的审美情趣,乃至文心与匠艺结合所产生的匪夷所思的艺品妙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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