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木牙雕

　　犹豫许久，我还是动笔写了这篇文章。它涉及古典艺术品的一个独特品种，在今日许已成为绝响。

　　这是一种贵过黄金的珍稀材质，却取自于残酷的杀戮；这是一种极尽完美的艺术奇葩，又派生出畸形的审美。对它真不知是该赞美还是贬抑，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摇晃着理性之舟，让我的立场无法坚定，以致今日行笔依然满心忐忑。它就是犀角雕件——今日全世界都在打击和禁绝犀角及其制品交易。所幸文中之件为前清之物，为之行文只因其艺术魅惑太大，绝不是想让这残酷且畸形之美绵延下去。

　　这件犀角雕为童子弥勒造像，通高6厘米，若拳握粗细，色泽红润如枣。蹲坐的童子，两手拢于阔袖之中，做平行状横挡嘴部，两腿并在一起，膝盖前凸，长裤、双足及裸露的十趾微呈弧线排列。所着深衣宽大而得体，袖口覆盖膝部竟至于地，却丝毫不显臃肿拖沓，衣褶线条流畅，质感自然。最惹喜之处是那微倾的大脑袋竟然占雕件整体的三分之一还多，光头锃亮如盖，凸目，视线略扬，双眉如垄，阔鼻似蒜隆起。虽嘴部隐于双手之后，脸部表情却有意满志得兼略有深思之状。从头身比例及面部无皱来看，此像当如童子少年，而就光头、衣衫和稍显谨严的蹲姿及憨态可掬的表情而言，无疑为嫩相僧人，行内人称之为“童子弥勒”。此像造型别致生动，刀工深峻准确，包浆厚实润泽，品相完美无疵，质地如蜜蜡又近田黄，竹丝纹、鱼子纹显见，当为犀雕艺术佳品。同一造型及风格的犀雕作品甚少，10年前北京瀚海曾拍出类似一件，价至121万元之多，且尺寸不及此件。

　　犀牛是世界上体型仅次于大象的第二大陆地动物，主要分布于非洲及东南亚。非洲白犀和黑犀都长两角，而亚洲犀除苏门答腊犀外，皆独角。据说独犀的药用价值在非犀的20倍以上。犀角比象牙更为珍稀，其声名曾在夜光璧、明月轮之上。《战国策·楚策》有载：楚王“遣使车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璧于秦王”。《汉书》述有“南越王赵陀献文帝犀角十”。被后世誉为“性恭俭”的南宋皇帝宋孝宗，腰部佩带亦为犀角所制。

　　古之中国曾有犀牛的大量遗踪，广布于南方各省，如湖广、云贵，甚至青海一带，由出现在商周时青铜器上的犀牛形象可见一斑。犀牛的皮血皆可入药，犀皮还被用于士兵的皮甲与盾牌之上，而犀角清热、凉血的功效更为时人所重。秦汉之际，我国医药学处于勃兴时期，人们大量猎杀犀牛而致其几近绝迹，唯云贵之地留存稀影。此后的犀角基本靠进口或臣国进贡而来，当然珍如拱璧。至有宋一朝，使用犀角杯盏成为贵族流风，特别是有传言犀角与象牙一样，对有毒之物立显验效，更抬升了犀角的身份，成为皇家宴饮必备之物。不过，那时的杯盏都为素而不琢之器，盖因其实用功能大过艺术功能。

　　明清两朝，犀角的雕刻之风滥殇，珍稀材质与精雕细琢珠联璧合，才使它的实用功能让位于艺术功能，成为中国工艺美术的奇珍。乾隆以降社会动荡不安，温饱及健康又成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犀角重新沦为药用之物。近百年来，国人并未将犀雕视为艺术品，因而大量犀雕流出国门，留在国内的也大都被研碎入药。直到上世纪末，犀雕在国际拍卖会上露脸后，才重新得到国人的青睐。2006年，一件明代犀角杯在香港苏富比春拍中破千万元大关，从此犀角一跃成为杂项拍卖的霸主。

　　据载，我国最后一头犀牛被猎杀于1922年，从此，人们再也无缘在这片土地上看见野生犀牛的身影。如今，亚洲犀仅在印度、苏门答腊、马来西亚有一息尚存，而在黑犀最主要的生存地坦桑尼亚，95%的犀牛都是被盗猎者杀死的。不到10年时间，那里3000多头犀牛仅存百余。所幸现在人们对此有了认知，亚犀、白犀和黑犀先后于1973年和1977年被国际组织列入濒危灭绝动物名录而被禁止猎杀和交易，随后我国也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签字国，取消了犀牛角的药用标准，并立法禁止犀牛角及犀角制品交易。或许从此以后，再也难见到新的犀角雕刻艺术品，但我们为这种濒危物种得以延殖而欢欣。

　　当看到有些有钱人的腕上套着一串新犀角珠在人前炫耀之时，我觉得他不是“土豪金”，而是残酷杀戮者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