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木牙雕

20世纪70年代“窗顶”年画

　　管寅与管午是堂兄弟，祖辈以刻制年画木版为业，到他们曾祖父那一代，兄弟分家，分出两个店铺号，一个叫“大顺合”，一个叫“二顺合”。管寅是“大顺合”的后人，管午是“二顺合”的后人。

“窗顶”年画刻版（右）

20世纪70年代作“窗旁”年画

“窗顶”年画刻版（左）

　　刻刀传到他们手上时，正赶上“文革”，传统年画被视为是迷信品，禁止生产。他们不甘沦落，顺应形势，另辟蹊径，在老版样的基础上，移花接木，刻制出一批带有时代风貌的年画，巧渡关卡。如：把贴在窗旁、窗顶的年画中的“喜”字和“麒麟送子、富贵满堂”几个字去掉，换上时潮的文字，如“丰收”“抓革命、促生产”“要斗私批修”“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把旧时代人物换成新时代人物，最具鲜明特征的是英雄人物，如杨子荣、李玉和、李铁梅等。画面中的图案，如花瓶，改换成奖杯；摇钱树改换成火箭发射塔、卫星、炼钢炉、麦穗等。虽说这些年画经过改头换面，焕发了新春，但仍属工商税务部门查扣的对象。故他们不敢明着招揽生意，要暗地里接活，怕出声音，躲在地瓜窖里刨割板材，两人都经历了一段担惊受怕的日子。

　　1984年，传统年画市场开禁，年画刻版业迎来生机。可好景没持续多久，到1990年，很多版样被丝网印版取而代之。继之，机械印刷年画又异军突起，此种年画出产量高、价格低廉，一些纯用木版手工印制年画的作坊抵挡不住冲击，纷纷关门歇业，年画木版需求源头出现枯竭。面对抉择，管寅紧跟潮头，加入到“弄潮儿”的行列。管午不为所动，一心扑在刻制木版上。1993年，他们走到一个路口，分叉开两条路。以1993年为起始点，到2018年为一站点，看看他们在各自路上行走留下的足迹。

　　先看管寅：1993年，管寅放弃手中刻刀，在家中上了一台印制年画的机器，自此大显身手，大展宏图。他在家看守机器，儿子在外跑市场，联系客户，整个厂子犹如安了一台大马力发动机，蒸蒸日上。厂区从最初的一趟房子，发展到现在七趟房子，印刷机器（写真机）增至60多台。主要生产中堂画、家堂、对联、福字挂贴、毛泽东像等，少量出产财神、灶王等，产品在山东各地及东北、新疆等地广为发行。有一种年画叫“风水画”，专供南方，尤其在香港和台湾两地特别畅销。临村是闻名全国的红纸对联加工专业村，被誉为“中国红纸第一村”。以前，一进村就能看见家家户户的门口张挂着五颜六色的广告牌，街上一溜两行的架杆上搭晾着红彤彤的花纸。现在管寅一家的红纸对联生产量要比整个村多出好几倍，这“一片红”，仿佛一夜之间，被吸纳褪却了颜色。很多人停下自家作坊生产，跑到管寅的厂子里来打工。2017年，管寅退到后台转任“巡视员”，儿子是总经理，厂子驶向高速发展轨道。

　　再看管午：1993年，正当年画木版滑出人们视线之际，管午接到外地某一年画产地文化部门送来的一份刻版订单，让他按照所提供的画样复制出年画木版，原年画产地已开发成小商品集散地，寻不到刻版艺人。此后，不断有人拿着画稿慕名上门求刻版，这些人中，有旅游部门的，也有收藏爱好者。年画木版不再是印刷工具，成了装饰品和收藏品。受到启发，管午四处收集资料，恢复当地清代至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年画木版近100套，仅《西游记》一套版，加套色版就用了64块木板。他在家中架起复古式印刷台案，自印年画。印出的年画，多被旅游者当纪念品买走。2017年，管午默默坚守终得回报，被评为木版年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经常被邀请参加各地举办的非遗博览会，有时还被邀请到国外进行技艺展示。他现场表演，现场卖画，取得很好的效果，所得比在家要多一些。管午的儿子对祖传的手艺不感兴趣，开办了一家婚庆礼仪公司，脱离了轨迹。管午说，儿子指望不上了，就看孙子能不能喜欢，接上班。

　　管寅与管午都没离开年画这个行业，一个采用机器制版印刷，一个采用手工刻版印刷，走的是两条道，一快一慢，快有快的风光，慢有慢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