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

五代 周文矩 重屏会棋图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时，南唐的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对政治均不感兴趣，只喜吟诗作赋，对案挥毫，但又无奈生在帝王家，且都践位大统。也因此上演了一幕幕有意思的故事，流传至今的除了史料的记载，图画描绘更加形象地印证了当时的情况。作为宫廷画家的周文矩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一使命。

　　周文矩，生卒年不详，活动于10世纪，句容(今属江苏)人，南唐画院翰林待诏。中主李璟时，他便以擅绘人物、车马、界画楼台以及宫廷贵族生活题材画而知名。后主李煜执政期间，他常受诏作画，曾像顾闳中一样被派去窥绘韩熙载的夜宴生活。他的画风受后主李煜的颤笔法影响很大，喜以瘦挺颤掣的笔法入画，以别具特色的画风称誉画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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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幅《重屏会棋图》传为周文矩的作品，描绘中主李璟的宫廷行乐生活，图绘摆设精美的室内，李璟兄弟四人神态各异，举止不同，有的催促落子，有的举棋不定，有的观棋不语，作者以“颤笔描”绘制图中人物衣纹，并准确地勾勒出不同动态下的形体变化，展示了周文矩以线塑形的深厚功底。此图的设色淡雅，并未层层积染或浓涂重抹。在几案边的花纹上勾染了略显深重的石青、石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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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王安石的《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诗最早记载此图，诗中指认头戴高帽者为李璟;之后南宋王明清、元代袁桷和陆友仁陆续考证出会棋者是李璟兄弟四人，屏风所画为白居易《偶眠》诗意。清吴荣光《辛丑销夏记》所录庄虎孙的跋语最终指明图中人物的具体方位：“图中一人南面挟册正坐者，即南唐李中主像;一人并榻坐稍偏左向者，太北晋王景遂;二人别榻隅坐对弈者，齐王景达、江王景逿。”北大教授李松则根据棋盘中黑子呈现北斗的形状，认为“斗柄”所指者正是中主李璟，而根据数人目光的聚焦点可知，图中的中心人物则是最右边的齐王景达，这也正应了他们之间曾经商定的“兄终弟及”的禅位方针(四弟江王景逿非嫡子)。

　　本幅无作者款印。经徐邦达先生鉴定，此系宋人摹本。尾纸除有明代沈度、文徵明的伪款题跋外，还有近人于怀的墨题真迹。钤元柯九思“蕴真斋”，清安仪周“棠邨审定”“安仪周家珍藏”及清内府“乾隆御览之宝”等鉴藏印共16方。其中的“蕴真斋”及宋徽宗的“双龙小玺”“宣和”“政和”等宋元诸印均伪。

　　宋 赵佶 文会图

　　绢本设色 184.4cm×123.9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谈论宋画，徽宗赵佶总是绕不过去的一位，关于他的历史功过也早有论断，而其在绘画的传承和发展上，却有着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曾办画院、编画谱，更重要的是他对画学生的培养和自己的绘画创作实践，在北宋王朝气数将尽的前夜，成功地将宋代绘画拉回到了文人士大夫的行列之中。

　　除了众所周知的《归棹图》《听琴图》等，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会图》也是可以代表赵佶绘画思想的一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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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会图》描绘的是文人雅士品茗雅集的场景。画面开阔，景物安排疏密得宜。描绘在庭园之内，旁临曲池，石脚显露。四周栏楯围护，垂柳修竹，树影婆娑。树下设一大案，案上设有果盘、酒樽、杯盏等。八九位文士围坐案旁，意态闲雅，或把盏，或交谈，或冥思。垂柳后一石几，几上横仲尼式瑶琴一张，香炉一尊，琴谱数页。大案前设小桌、茶床，小桌上放置酒樽、菜肴等物，数名童子在一位戴幞头男子的指挥下在桌边忙碌，装点食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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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树木和石脚的具体描绘可看出，其承袭北宋前期和五代的画法，而竹子的描绘，水榭、桌凳的精谨勾画，以及树叶的一丝不苟，都可看出作者的苦心经营，尤其是人物姿态各具，看似有一定的程式，但从具体的眉目刻画，可看出或有具体的现实人物作原型，也能反映出作者对人物神情的精心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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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茶、点茶，是唐宋时期文人雅士最喜爱的消闲方式之一。

　　有宋一朝，点茶之风盛行，徽宗曾在《大观茶论》里有过详尽的描述，并且还亲自引导福建北苑官焙茶园开发了数十种新品贡茶，在皇宫里设立专门的楼阁贮藏好茶。从此图中看到的各类茶器，均可与《大观茶论》相互参照，因此，这幅画除了艺术价值外，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明 唐寅 陶穀赠词图 绢本设色 168.8cm×102.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宿姻缘逆旅中，短词聊以识泥鸿。当时我作陶承旨，何必尊前面发红。”这是明代画家唐寅的一首题画诗，所题画作描绘的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桩公案，即“陶穀赠词”。

　　北宋初年，陶穀出使南唐，南唐国力弱小，陶穀态度傲慢，并在后主面前出言不逊。南唐臣僚忿而设下圈套，派宫妓秦蒻兰扮作驿吏之女以诱之。陶穀见到温婉美丽的秦蒻兰之后，不禁邪念萌动，曲意奉迎并赠词讨好，遂破慎独之戒。不日，后主设宴招待陶穀，陶氏摆出正人君子派头，后主则举起酒杯令蒻兰出来劝酒唱歌，歌词即是陶穀所赠，陶穀顿时面红耳赤，狼狈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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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图为绢本，描绘的即是陶穀与秦蒻兰驿馆相遇的情景，二人居于画面中部，秦蒻兰束发高髻绣襦罗巾，坐弹琵琶，陶穀头戴乌巾，拈须倚坐榻上，旁置笔墨纸砚，前面燃着红烛。两人背后各有一扇屏风。前景一块巨型湖石耸立，芭蕉数株，石脚一童子正在煎茶。陶穀榻边古树高擎，直冲画面顶部，占据上部大半空间，现实场景中的古树与屏风中的梅花山水形成一种有趣的呼应关系。画面的人物造型生动、刻画微妙，线条生拙别致，湖石的画法与一般有别，非是巨细无遗地恭谨描绘，而是如作者一贯的画山石法为之，以湿笔皴染，充分利用了绢面的特性，使之浑然一体，别有逸趣，此图虽是设色，但从整体的画面笔法与意境来看，均非一般的院体，而是有着浓厚的文人气息。

明 仇英 人物故事图册之竹院品古 绢本设色 41.4cm×33.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人文荟萃的明代苏州，作为明四家之一的仇英绝对是一个特例，他没有沈周、文徵明的家学传承，也没有唐寅不羁的性情与才华横溢，能与这三人在画坛比辔并驾，自有其超出常人的能力和在绘画上极具特色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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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王穉登在《吴郡丹青志》中这样评价仇英：“发翠豪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虽然只将其列入能品，但在评语中仍不乏激赏之意，其中“精丽艳逸，无惭古人”，似可大略概括仇英的绘画特色与功绩。 仇英早年曾从周臣学画，又结识唐寅、文徵明，并在著名鉴藏家项元汴、周六观家中见识了大量古代名作，临摹创作了大量精品。因此，他的绘画中仿古之作犹多，本套《人物故事图册》，也是其中之一。

　　品古历来就是文人雅士的一大爱好，自古以来，此风延绵不绝。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人物册》中，各种雅玩器物应有尽有，钱选也有诸如“锦灰堆”一类的作品。此图为《人物故事图册》中的一幅，名《竹院品古》，图绘翠竹林前作一围屏，围屏一画花鸟，一作山水，山水为典型的仇英细笔绘画特色。屏前右侧二人坐湘妃竹椅，全神贯注鉴赏桌上所陈古画册页，右前一童负挂轴来，左侧一高士，在二侍女的侍应下，正仔细鉴赏面前童子呈来的瓷器，四周罗列觚、爵、簋、卣、罍等铜器，惜器稍大，古器物形状明人仅从图录中得知，方有此误。屏后二童子，一生炉烹茶，一置棋具，供对子手谈之用。棋具前二犬相戏，颇具生意，一犬作侧卧举首之状，也与仇氏最擅长的画马形态如出一辙。

　　图中器物描绘一丝不苟，人物面部笔法轻松，神态毕现，整体设色雅致，颜色虽多，却毫无炫目之感。

明 张琦 项圣谟 《尚友图》 绢本设色 38.1cm×25.5cm 上海博物馆藏

　　孟子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大致是说交友的层次与方式。

　　古人之间的交往，以意气相投为尚。明末张琦与项圣谟合作的《尚友图》，就是一幅颇有意思的雅集题材的作品。此图六名人物为张琦所绘，松石及题跋等为项圣谟所作。据图中项圣谟自题可知：头戴晋巾、身穿红衣者即为当时画坛宗主董其昌，其一手执卷端，一手若有所示;头戴蓝角巾、身着褐衣，与董其昌共坐一石并执卷者是陈继儒;前面头戴唐巾、昂首而坐、面带微笑者为号称“博物君子”的李日华;与李相对而坐，头戴渊明巾形如病鹤者是其入室弟子鲁鲁山;李日华后面的和尚是诗僧智舷;坐在最后的即是此画的作者之一项圣谟。并题七绝云：“五老皆深翰墨缘，往还尚论称忘年。相期相许垂千古，画脉诗禅已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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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此画时，除了项圣谟与鲁鲁山，其他四人都已经去世了，可见大部分人物全凭作者想象而画，或者依靠生前画像描摹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从画中人物的形象与神情，皆可看出作者的造型功底与超强的记忆力。六人之中，董其昌的红色长袍与陈继儒的蓝角巾最醒目，这也暗示二人在当时的地位，并且二人端坐于正中。另外，董、陈、李与智舷基本处于画面的视觉中心，并通过最前面的石台连接画面的边缘，似乎可以与观者形成画面内与外的对应，这也是作为逝者的一个空间安排;项圣谟与鲁鲁山作为晚辈和存世者，则分别居于整体人物空间的右上和左下。此图显然是以张琦所绘的人物为主，而既是画中人又是题跋者的项圣谟，在此图中的补景也是毫不逊色，松石的笔法凝练厚重，虽有元人的笔墨意态，但对物象的精谨描摹却远绍宋人。项圣谟为著名收藏家项元汴之孙，李日华曾赞其画风“英思神悟，超然独得”，是“崛起之豪”。

　　该画对于研究项圣谟与董其昌、李日华等人的交往有着重要的价值，将此画与当时的相关文献相联系，也可以加深对作者项圣谟和张琦的了解。同时，将这幅画与当时文人的雅集传统结合，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晚明文人的生活。

清 上官周 庐山观莲 纸本设色 37.4cm×25cm 中国美术馆藏

　　以“卧游”著称的南朝名士宗炳，笃信佛教，曾经上庐山参加僧慧远主持的白莲社，并对慧远极尽推崇：“骤与余言于岩树涧壑之间，暧然乎有自言表而肃人者。凡若斯论，亦和尚据经之旨云尔。”

　　慧远是一代高僧，后世尊为远公，著名的公案“虎溪三笑”，即是说僧慧远、道士陆修静和儒士陶渊明的故事。儒道释为三个不同的信仰，而古人又通常能将其圆融为一，因此，儒士、道士、僧人之间也都交流无碍，常出妙语，为后世赞赏和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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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图是上官周《人物故事图》册八帧中的一帧，名《庐山观莲》，描绘东晋僧人慧远于庐山结白莲社，与当时高僧名士交往的故事。图中左上作者自题云：“庐山远公开池种白莲，以十八人为社，社中陶渊明、谢灵运，一因无酒而不至，一好游而长来。对陆修静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谢心乱去还来。”因为无酒，陶渊明未至，而好游赏的谢灵运则经常来，图中的谢灵运丰颐长髯，头戴乌巾，左手执如意，右手垂于股上，高竖的双眉和飞扬的眼角，使其面部描绘略带戏剧性的夸张效果。谢灵运左前方一僧人坐蒲团作展读状,当为慧远。慧远对面二僧，老者垂首观莲，幼者提壶肩杖。中间瓶内植白莲数径。四人神态各异，而无不细致生动，十分传神。人物的衣纹皆用钉头鼠尾描，线条流畅自如，轻重缓急皆依形理而变，在谢灵运、老僧与幼僧的两袖下垂处，以及慧远的大部分衣褶中，多使用平行线条，颇有“曹衣出水”的意味。

　　上官周，福建长汀人，原名世显，后改名周，字文佐，号竹庄，清代著名画家，终生布衣。其自幼聪颖，学识渊博，擅长诗文、书法、篆刻，尤精于画。他的山水和人物画造诣很高，“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为其门生。上官周79岁完成传世之作《晚笑堂画传》，《晚笑堂画传》刻画了我国古代120位著名历史人物，所绘人物惟妙惟肖，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鲁迅曾购买《晚笑堂画传》寄赠木刻家亚力舍夫，日本《支那绘画史》载：“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出现，在人物画法上开拓一新生面。”

　　查慎行曾题其《罗浮山图》，有“上官山人今虎头”之句，推许可谓极矣;而张庚谓其“有笔无墨，尚未脱闽习也，人物工夫老到，亦未超逸”，可作对上官周绘画鉴赏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