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

　　王诜存世《烟江叠嶂图》共两本，一本设色，一本水墨，均存于上海博物馆。设色本是其专门给王巩所画，流传有序，没有争议；水墨本是王诜画给苏轼，并赋唱和诗各两首，专家们对此本真迹与否认识不一。

　　本文试图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梳理，来考辨其真伪！

　　王诜，字晋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居开封（今属河南）。出身旺族。《苏东坡全集》中记载：“驸马都尉王诜晋卿，功臣王全彬（斌）之后也”（1）。王全斌是五代至北宋忠心耿耿的著名将领，其后代一直是北宋名将。王诜是其六代孙，前五代习武，从王诜这代改为从文。娶英宗赵曙之女蜀国公主为妻，官驸马都尉及定州观察使、利州防御使。卒谥荣安（2）。

　　王诜喜爱收藏书画，为此筑“宝绘堂”，藏历代法书名画，日夕观摩，精于鉴赏。广交苏轼、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众多文人雅士，“析奇赏异”。曾于府邸西园举办历史上第二次文人雅集“西园雅集”，李公麟画《西园雅集图》以纪胜，其风流蕴藉有王谢家风气。王诜能诗善画，词风清丽。亦工山水，学李成皴法，以李思训金碧统之。在水墨勾皴基础上，“不古不今，自成一家”，独具风貌。在《宣和画谱》记载的41位山水画家中，王诜虽不能与李成比肩，却与范宽、郭熙并驾齐驱。苏轼谓其“得破墨三昧”，有“郑虔三绝居有二，笔执挽回三百年”（3）句。

　　研究《烟江叠嶂图》，就不得不提到王诜、王巩和苏轼的关系。颜中其《苏东坡论》一书中认为，苏轼初仕凤翔府时，两人经过王彭介绍而相识。苏轼其时与王彭“居相邻，日相从”（4）“由于苏轼与王彭在凤翔府这样一段关系，王彭、王缄是兄弟，苏王两家在社会关系上比较亲密，苏轼与王彭之侄、王缄之子晋卿来往十分自然。”（5）应当说王诜与苏轼的交往虽源自王彭的介绍，但两人交往之深的真正原因应是情才相投！

　　苏轼的“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一桩闻名千古的文字狱，王诜在熙宁间因协助苏轼刊讽刺新法的诗集而受牵连，遭到流放，苏、王二人各贬天涯一方。王巩也在元丰（1078—1085）初，因苏轼诗狱而谪监宾州盐酒税五年。三人历经磨难后，于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九岁的哲宗赵熙接位，其祖母宣仁皇后高氏摄政。旧党在太皇太后的同情与支持下相继回京。苏轼出任礼部郎官，与王诜、王巩得以旧情重叙，友情因历经磨难的淬炼而弥加深厚。

　　坛巨匠苏轼看到此画后，写下了千古绝唱《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 <烟江叠嶂图 >》：（见图二） 。

　　王诜见到苏轼这首题画诗后，即画出这张水墨卷的《烟江叠嶂图》，并针对苏轼的题画诗，和诗一首赠于苏轼；苏轼接到后再和一首，王诜再和一首。水墨卷《烟江叠嶂图》就此诞生！一张画，两个人，四首诗，透出了无数的信息，也引来了若干专家学者窥探这段历史。

　　水墨《烟江叠嶂图》（见图三），绢本，纵26厘米，横138.5厘米。图后有苏轼行书诗二首及王诜唱和诗二首并跋。尾纸上有明周吉、清高兆、赵执信三跋。苏诗第一首书于元祐三年（即1088）十二月十五日，第二首书于闰十月晦日；王诜和诗第一首未署年月，第二首书于元祐己巳（即1089）正月初吉。

　　此图最早著录于宋代周密《云烟过眼录》和《志雅堂杂钞》。《志雅堂杂钞》云：

　　（癸酉）二月二日访徐子方，出王驸马水墨《烟江叠嶂图》，后有坡翁与王唱和各两诗，王驸马用押字收附并印记。此原系刘汉卿中物，后有王子约中丞跋。余尝见王子约《竹山图》（6）。

　　一年后周密又见此卷：

　　徐子方所收晋卿《烟江叠嶂图》，后有“元祐戊辰作”，及王驸马花字（7）。

　　后来周密根据《志雅堂杂钞》的记录，整理成《云烟过眼录》书时，是这样记录：

　　徐容斋琰子方所藏王晋鲫《烟江叠嶂图》，几二丈。后有与东坡唱和诗各二首，及王驸马花押收附并记，原系刘汉卿物，有王子约中丞跋，后俾李公略售归之戴祖禹（8）。

　　纵观这些记录可知：周密所见王诜的《烟江叠嶂图》，画后有“元祐戊辰作”；有苏、王唱和诗各二首，及王驸马花押收附并（印）记；还有王子约中丞跋；系水墨本，几二丈；先后由元代刘汉卿、李公略、戴祖禹、徐琰收藏。至少在尺寸方面，与上博本差距较大。

　　这些记录与现存上博本有些不相吻合，“画后有‘元祐戊辰作’”、“及王驸马花押收附并（印）记；后面还有王子约中丞跋”，这些在上博本中都无法找到。

　　据明代李日华（9）《味水轩日记》（10）载，万历三十八年庚戍六月二十六日，有客持示王晋卿《烟江叠嶂图》横卷让其鉴定，李日华断定此画系伪物。并详细记录了画面相关信息：上有东坡题长句，后有“右书晋卿所画《烟江叠嶂图》一首，“元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子瞻书”之落款；王诜酬答，诗尾另起一行书“右奉和子瞻内翰见赠长韵”；继而苏轼再次和诗，尾落“闰十二月醉后写此”，“子瞻再和前篇……忆从南涧北山边……短章重次木瓜篇”；最后署“元祐己巳正月初吉，晋卿书”。由此可见，李日华所见之本，与现存上海博物馆的水墨卷《烟江叠嶂图》及拖尾苏、王唱和诗内容完全一致。

　　卷后有明人周吉的一段跋文，谈及此画是其和友人，“一日兀坐闲斋，有老秃执此卷求售。”得来后周吉又重付名手装潢，“精彩尤觉光怪”。但此跋在清代卞永誉《式古堂》记录此画时却只字未提。

　　后面还有高兆跋文，记载：此卷曾是金陵魏秀叔藏品；高兆十三岁时，父亲曾从魏秀叔借观，后来再见时已改裱；其后由高兆的父亲购得此卷；最后归高兆珍藏。

　　最后，是赵执信两跋。由跋可知，此卷曾归鲁庵所藏，赵执信作跋，但是否曾归赵所有，难下定论。

　　此画近代收藏记录，是常洲章汝奭之父章佩乙，当时其欲售与国家博物馆。结果被当时京、沪的许多鉴定家，包括张珩在内，认为是雁品，上海与北京的博物馆也都拒收此卷。

　　后谢稚柳经认真考证，定为真迹，怕流出国门私人以1600元将其买下，重新装裱并将考证结论书于卷末。谢购得后，张珩说：“看来，我们对《烟江叠嶂图》看走眼了！”?（11）1967年谢稚柳被按以“与国家抢购文物罪”，此图亦被没收，由上海博物馆代为保管。“文革”后，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真伪并无定论。1997年1月，谢稚柳的夫人陈佩秋写好捐赠书，签上两人的名字，此卷正式以捐赠的名义入上海博物馆。如今，这幅画被重新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谢稚柳在水墨本《烟江叠嶂图》作了一段长跋（12）。谢稚柳的跋文给出了很多信息：首先肯定王诜水墨卷《烟江叠嶂图》，书、画皆真。并认为这张水墨图实为王诜画的自藏卷，为首张《烟江叠嶂图》，苏轼的“江上愁心千叠山”诗是为此画而题，后重题王定国所藏卷。此卷有明确的著录，流传有序。谢稚柳年轻时曾在南京见过，1957年秋（丁酉秋日）购得后重新装潢。且为右边残缺的不全卷。在此跋后又有一小段跋，补出两个信息：“在金为元遗山所收，至元在刘汉卿家”，“原有王子约跋，今已遗落矣”。虽为推断并无证据，也算是给周密关于“王子约跋”的回答。

　　上海博物馆钟银兰也认为真迹无疑，从水墨《烟江叠嶂图》与《渔村小雪图》笔墨特性的一致性、残存画面与部分苏诗诗意的一致性、二画结尾形式的一致性，断定此图为王诜真迹。特别是对书、画绢不一致，王诜“花押印记”，和徐邦达先生所说的字假中的“笔法滞钝，缺乏生动之致，形模虽得，神气全无，是刻意临摹而成”逐条进行回应，可谓是有理有据。

　　廖尧震写了一篇题为《王诜青绿本＜烟江叠嶂图＞和＜渔村小雪图＞研究》的硕士论文，文中也对水墨本的《烟江叠嶂图》也做了分析。从作者用笔零乱、细锁，笔法无连续性，以及对物象结构把握的模糊性，得出该本为临本、仿本的结论，并进一步依据其笔法特征所显露出的时代性，判断出此作可能出自南宋初期某一位学王诜的画家之手（13）。论文写得非常不错，推断结论也不无道理！

　　关于此卷的真伪一直众说纷纭。现代著名鉴定家张珩等认为是赝品，徐邦达、傅熹年认为“苏、王诗题为临本”，徐邦达还推断“画真、不全”（14）。他们都是鉴定大家，都是按照鉴定程序和内容，作了严格的考证，最后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尤其是对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如构图、笔墨等张珩、谢稚柳、徐邦达、傅熹年等大家都做了分析，无法统一，在此不再分析。

　　笔者认为：就现时所见资料，说真依据不足，应持保留。从周密的《云烟过眼录》和《志雅堂杂钞》记录来看，许多信息与上博本不相吻合。而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却肯定是伪作，他虽然没有说出理由，但所记载的画面内容却与上博本吻合无二。

　　苏轼“江上愁心千叠山”诗，史上是有记载的，并且题目就是《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 <烟江叠嶂图?>》，谢稚柳根据落款时间，前后颠倒近两个月，就否定历史记载，得出此诗系为水墨本《烟江叠嶂图》题，理由并不充分。关于“无王子约跋”，谢稚柳就认为“今已遗落矣”实在难以服人。同时谢氏也在跋中说到了“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记王晋卿《烟江叠嶂图》并诗卷，凡纸绢、颜色、尺寸、印鉴、题跋及残损、颠倒字一一注出，悉于此卷合。”既然卞氏对“凡纸绢、颜色、尺寸、印鉴、题跋及残损、颠倒字一一注出”，考辨得如此认真，但却对明人周吉在画中的题跋只字未提，这不符合常理，而谢稚柳未做出合理解释。

　　钟银兰老师在对上博本中不见周密所记的王诜“花押印记”，其引用张珩的“著录书籍还多由于辗转传抄，发生脱误，甚至被后人妄改，因而不宜将它作为唯一证据。”（15）作为依据，认为：周密的三次记录，只有一次说有“印记”，后二次都没有说有“印记”，钟氏认为不能作为有“印记”的依据，并推定为记录有误，恐怕亦难以服人。

　　关于书、画绢不一样的问题，钟银兰引用唐寅《六如画谱》的记载，宋有“院绢”和“非院绢”两种，也就是说此卷中书、画绢，一种是“院绢”，一种是“非院绢”。王诜生为驸马，却要用“院绢”画画，用“非院绢”题诗，不是没有可能，但情理总觉得不顺。更何况谢、钟两位一个是己物，一个是上博老师，他们两位身份特殊，其说真应值得推敲。

　　张珩、徐邦达、傅熹年等老先生起初都认为不真，谢稚柳购得后，张珩改口，对自己原先的认定表示怀疑。徐邦达则认为画真字假，傅熹年态度尚不清楚。他们三位和谢稚柳都是业界享有盛誉的专家，谢稚柳的东西，他们要想否定也应持审慎的态度。所以二老态度的改变，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前文服从后文”！

　　还有一点要注意，虽然此画在历史有许多记载，中途有两次上百年的断档，无法考证。特别是明人周吉何得此画？告诉我们此画是其和友人，“一日兀坐闲斋，有老秃执此卷求售。”得来后其又重付名手装潢，这种说法有点“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持“保留”态度，并不是持“否定”态度，仅说目前的资料不能推定此卷为王诜真迹，还需要继续收集资料，探讨分析。

注释：

（1）（宋）苏轼：《苏东坡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33页。

（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五八之九一。

（3）（宋）苏轼：《东坡集》卷十七。

（4）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8页。

（5）颜中其：《苏轼与王诜》，《苏东坡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6）（宋）周密：《志雅堂杂钞》，《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第159页。

（7）此记录前面署有“甲午九月”，也就是至元三十一年，即1294年。

（8）（宋）周密：《志雅堂杂钞》，《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第162页。

（9）李日华，明嘉庆四十四年（1565年）生，明崇祯八年（1635年）卒；字君宝，号九疑，嘉兴人。

（10）《味水轩日记》载：“起万历已酉正月，终丙辰十二月，凡八年，厘为八卷。其间所纪，翻阅书画，评翰墨，十居八九，而时事、异闻、奇物、酒荈、花鸟，寄情触目者附之。所绝不涉入者，月旦雌黄、升除宠辱、种种俗虑，亦可仰见先大夫嗜之旷怀、卓品之一二矣。不孝肇享谨述。”（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第1093页）。

（11）徐光荣：《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12）上海博物馆王诜水墨卷《烟江叠嶂图》卷后跋文，跋文中的部分文字、观点可参见谢稚柳《郭熙、王诜合集序》一文（载谢稚柳：《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5页）。

（13）廖尧震：《王诜青绿本＜烟江叠嶂图＞和＜渔村小雪图＞研究》，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2届硕士论文，第28—29页。

（14）徐邦达：《古代书画伪讹考辩》（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

（15）《怎样鉴定书画》，文物出版社1966年4月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