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

　　 如果将历史视野投向更遥远的年代，上海城市的文化性格有着更为源远流长的历史轨迹可循。被认为是海上画派精神领袖的明代松江华亭大画家董其昌，在距今400多年前，提出了按宗旨意趣和审美理想，将自唐代以来的中国画分为南北两宗的论述。即风骨奇峭的山水画是为北宗，而虚和萧散的山水画是为南宗。事实上，所谓的南北宗，也是文人画（南宗）与院体画（北宗）的一种划分。文人画“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追求淡泊平和、从容简远的老庄意境，推崇稚拙古朴的自然真趣和放逸清奇的文人情怀；而院体画则崇尚写实逼真、精工刻画，多显示出沉厚苍劲的霸悍气和富贵气。南北宗还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分野。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说：“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砺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所谓“得气之正者温润和雅”，道出了正统江南画家的审美情趣和作品的境界旨意。尽管董其昌的“南北宗”之说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画坛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却为绘画的风格、流派和地域特点提供了一种文化解释。而抒发性灵、表现自我的逸笔草草的文人画，与当今抽象艺术的从表现外在的物质性走向表现内在的精神性，是否也有着某种相契相合之处呢？

　　 上海的文化传统发展到近现代乃至当代，就西方文化之外的本土文化而言，其本体则是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文化。这种江南文化既有鲜明的理性主义成分，又有浪漫温情、柔婉和顺、精致细腻的审美意趣，它们为上海城市文化铺上了第一层底色，并且进而与西方文化产生回应，并且共同组成海派文化多元开放的文化传统，成为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文化资源，也使上海获得包括抽象艺术在内的现代艺术发展所必需的容量和张力。而上海这种中西结合的海派文化的精神特质，又与抽象艺术所追求的永恒、纯粹和绝对的艺术精神一脉相承，具有深层而必然的内在联系。作为城市文化的空间特征，它既然是由一定的地域文化哺育的，就有可能在一种主动的、富有特色的文化建设中，成为地域文化的标识，对上海这样一座始终保持鲜活生命力的城市尤其如此。从这个意义来说，既充满江南文化意蕴、又具有“形而上”美学品格的抽象艺术，正可作为上海城市文化一个醒目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