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篆刻

王世镗 节临月仪帖

　　藐予小子涛斋年少读书时，即尤以近现代以来的四位一代之章草宗工为宗仰。以年齿为序，他们分别是嘉兴沈子培曾植、津门王鲁生世镗以及嘉兴王瑗仲蘧常、东台高锡璜二适等四位先生。

　　做为清末、民国以来，书法史无法绕开的重要四位草书名贤，他们的书法境界与造诣，时至今日，仍是长久被低估或漠视的。特别是津门王世镗的有关情况，虽偶有之相关论述，或近乎炫奇，或邻于掌故，或管窥蠡测，陈陈相因，多未得真际，正式或合规的研究，可说还没开始。

　　如今趁着“中国历代经典碑帖•近现代部分”之《王世镗卷》蒐集、编辑工作收尾之际的感奋，不觉自泯浅陋，就王氏以及其他四贤之书学、草势以及书法等，戏以唐末司空表圣之廿四《诗品》分类之法，略申芜见，方家贤达，有以教我。

　　《诗品》中《雄浑》一境所谓：“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窃以为此可移用来品评沈曾植氏之章草书艺。

　　沈曾植(一八五〇—一九二二)，光绪六年进士。晚号寐叟，自七十二岁起在上海鬻书自给。沈氏治学严谨博大，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并研究佛学。又究心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欧。余事为诗，略晚的郑孝胥、陈衍等推他为“同光体之魁杰”。其书法则早年倾心帖学，得笔于安吴包世臣，壮年嗜被誉为“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张廉卿(裕钊);其后再由帖入碑，熔南北书于一炉。深受此后书法界的推崇，沈曾植氏以章草书著称，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尤得力于“二爨”(即《爨龙颜碑》《爨宝子碑》)之用笔，体势飞动朴茂，用笔强调变化。用笔纯以神行，了无方物，杨廷之《诗品浅解》所谓“大力无敌为雄，元气未分曰浑”，以此喻之，差强可仿佛其书境。而杨振纲《诗品解》则云：“诗文之道，或代圣贤立言，或自抒其怀抱，总要见得到，说得出，务使健不可挠，牢不可破，才可当不朽之一，故先以雄浑。”杨氏又征《皋兰课业本原解》曰：“此(境)非有大才力大学问不能，文中惟庄、马，诗中惟李、杜。”小可则以为自晚清碑学兴起以来，章草之境唯沈氏等数人，方足以当之。同时代略晚而与李瑞清的北宗颉颃的书法南宗曾农髯(熙)(一八六一—一九三〇)，曾评价沈氏的字云：“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寐)叟读碑多，写字少。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可谓切中之论。

　　沈氏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戡、王蘧常等，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一书，据传即受沈氏的影响。

　　《诗品》之《高古》一境所谓：“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踪。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玄宗。”或多可移用来品评王瑗仲先生的章草。

　　众所周知，康有为接续乾嘉学者读碑之学统，著《书境》(或曰《广艺舟双楫》)以明其宗旨，终其一生只倾心魏碑、行楷、多未能涉及草书。无它，魏碑和草书一则以方笔为主，多折而少转;一则以圆笔为尚，多转而少折。没有方折谈不上北碑，没有圆转亦谈不上草书。然康南海氏所提出融碑铸帖之说，许多人便孜孜以求，力图开拓书法之新局。而草易在鲜活，却难于浑莽，而北碑浑莽易，却多难于圆转。故南海多慨叹“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于草书则少有问津。另，作为与康氏书法及书论最相关联者——沈子培氏曾指出康氏书法“转折处多圆”，“不合六朝(书法)之规律”，这应该是极其精辟的，康氏虽然也举出《郑文公碑》替自己辩解(参龚鹏程《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析论》)，而事实上康南海书法若能转折方劲，便不难与其心仪的陈抟相匹敌，此不能不说亦为晚清至民国艺坛一件憾事。

　　王蘧常(一九〇〇—一九八九)则于年少时，即有缘向沈、康两氏问业，有意无意间欲力攻其难，将凝重的北碑与流畅的章草有机地结合起来，亦将“碑学”的文人化理想推向一个巅峰。在字形上，王氏可谓不依不傍，不仅与沈寐叟有别，更与古代任何一位章草书家相区别，字形多变，变幻莫测。王氏取法“钟鼎”，用笔如作篆籀，遒劲质朴，洗练凝重，在行笔谨严处，有纵横奇峭之趣。当然，这种变化并非是凭空臆造，而是集古代书迹(包括二十世纪西北两汉烽燧遗址出土简牍)集于一身，将先贤高妙的遗迹化为己有，字字有来头，笔笔有出处，其字形丰富、高妙之程度，是远超过了此前章草诸家，真可谓章草与碑学文人化之“集大成”者。孙联奎《诗品臆说》曰：“高对卑言，古度俗言。”王书之“高、古”，确为医治“卑、俗”之灵药。杨廷之《诗品浅解》云：“高则俯视一切，古则抗怀千载。”也是对王书章草艺术的最恰切的评述。

　　《诗品》之《劲健》一境云：“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可移用来品评高二适之章草。

　　高二适(一九〇三—一九七七)，少承家学，一生潜心国学书艺研究，深造自得，独学成者。早岁受知本乡前辈戈以振、韩紫石。与赵香宋(熙)以及于右任多有知交，时辈多许为能诗、能书。中岁师事章士钊，有半个世纪交往，亦因之以成就了在一九六五年和郭沫若那场笔墨官司，以及撰写著名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的文坛佳话。高氏终其一生尤擅草书。五十岁后取《急就章》及宋克补本研习，气韵渐淳。为变古出新，又参以汉隶《杨淮表记》《西狭颂》，楷书《贺捷表》《黄庭经》，行书《温泉铭》《李贞武碑》和王羲之、张旭、杨凝式、宋克等人草书。六十五岁后，诸体贯通，草书突破前人窠臼，自创一格。他将章草严谨、今草典雅、狂草飞动融为一炉，形成“开章亦今亦狂”的独特风貌。他擅用狼毫作书，使转顿挫随心而运，寓柔而刚，劲健绰约;结体章、今互用，纵横开阖，曲之中险夷相生;布白一气贯通，字行间辑让有序，顾盼多姿，密处见凝重，疏处显神韵。《书境·碑品》专论南、北朝碑，分作神、妙、高、精、逸、能六等。其评价标准，第一即为劲健、其次是古质、其三则为新奇。可见“劲健”一格在书艺之中的重要性。

王世镗 今草书屏四幅

　　杨廷之《诗品浅解》云：“劲则不敝，健则不息。”在书学上，高氏重视渊源法度，认为今草书体由章草省变而出，若草法出于章草，“则高古无失笔”，同时提倡“师古而能变”。这些都折射出了高氏及高妙的取法以及旨趣。《皋兰课业本原解》曰：“惟蓄积于中者，既实而强，即贾其余勇，犹不衰竭。此亦李、杜、韩三家为得其全，其余诸家，各有分数之差矣。”诗可作如是观，书亦如此矣。

　　《诗品》之《冲淡》一境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可移用来品评津门王世镗氏。以年龄而言，王氏是应排在沈乙庵氏之后的，我因行文叙述之要求放最后论述。

　　王世镗(一八六八—一九三〇)，字鲁生，号积铁老人。祖籍天津，生于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据其有限的资料(王氏经历，主要参考：一、刘恒《中国书法史》七卷本之“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二、梅墨生《现代书画家批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三、中国书法赏析丛书之崔自默《章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四、卓定谋《章草考》，京华印书局，一九三〇年版，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一九九〇年版;五、王世镗《草诀歌》，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六、孙洵《民国书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七、《中国书法》一九九五年第一期;八、《衮雪》二〇〇六年第四期等，均不一一注出)记载：他幼年即博涉经、史，善于作文。曾读书开封大梁书院，屡试不售。且受了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王氏对天文、数学很感兴趣，但就因为这一点，在参加晚清一次科举考试时，因策问条对时，数据演算过于详尽，遭到了主考官的怀疑，最终，他以被怀疑是“新党”而再次名落孙山。自此王氏遂绝意仕进、致力新学，且与维新变法之重要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等相问讯。未几遭遇“戊戌祸作”，旋即入关赴陕，依在兴安(今安康)做官之堂兄王世锳处，“校碑读书，韬匿光彩”，曾主双石榷税，遂定居南郑(今汉中市)莲花池九号。民国三年 (一九一四) 曾任镇巴县知事，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任西乡知事。

　　王氏在镇巴时，有邑绅请以王氏所书《增改草诀歌》上石，惜石腐工拙，拓二十余本即弃置之。其后又集百衲本，集以名帖，兼收章、今，名曰《稿诀集字》。萃汉上名流沙品三、徐泽生、程履端、胡介人等九人或书释或题跋。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由汉中道尹阮贞豫主持，勒石嵌于汉中宝峰寺壁(现已移至汉中市博物馆内)，遂有拓本流传于世。

　　而迨至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仲春，民国大佬于右任氏因得览王世镗《章草千字文》一帖，而慕王氏书名，特遣人亲赴汉中师礼邀聘王氏至民国首都南京，当年冬季到南京后即聘作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

王世镗 章草草诀歌 局部

　　王鲁生获知于右任氏还有另一传奇版本，即当时有卓君庸者，得一初刻之王氏从文字学研究入手，改订旧《草诀歌》为《增改草诀歌》(案：即《章草草诀歌》)拓本。却隐去作者姓名，诡称明人所书，印售高价。时闲居汉中莲花池畔的王氏，竟有口莫辩。然卓氏伪托盗印之作，为鲁生侄婿周伯敏所得，送呈至其舅国民政府检察于右任院长座前。于氏为一代书坛巨擘，见之大为惊骇。询知为伯敏书岳，现居陕西汉中。于氏以为今世仍有此奇才，埋没穷山，实国人之羞。因嘱周伯敏致书问劳，旋电请赴南京。王氏时方卧病，闻之颇振奋，感于公知遇雅意，赋诗数首。其末首云：“知希为贵宠若惊，道破人情无定衡。惟有斯文吾辈事，不关廷尉与王生。”又有“寂寞园林方卧雪，朵云入户帝乡招”之句，其感念欢欣之情，溢于言表。

王世镗 于母房太夫人行述 局部

　　总之经于氏广为称誉，王遂声名大振。此间鲁生曾举行书展，展品被争购一空。又为于右任书《于母太夫人行述》(原石藏于碑林博物馆)，融汇章、今，酣畅淋漓，时评其为生平力作，当时即以影印本流行海内。复手书《重定章草草诀歌》六章，此为《草诀》第三本也。关于这本《章草草诀歌》，时至当下仍有许多研究者莫能明作者为谁，盖受卓君庸所编一书原题跋者余绍宋、罗敷盦、林志钧、周肇祥等人原题跋误导。在当时于(右任)、王(世镗)会于南京的时节，于氏会同靳仲云(志)、章一山等，已请王氏当面挥毫，进而确认“真面庐山不会非”了，于氏有诗云：“一段离奇章草案，都因爱古薄今人”，记此一时之胜况。遽知距“王、于之会”仅仅七月，就突染疾病不起，不幸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一月四日病殁，享年六十六岁。于氏十分悲痛，与之治丧，安葬在南京牛头山娃娃桥畔，与清代书家清道人李瑞清坟茔为邻。墓碑镌刻：“大书法家王世镗先生之墓，世愚弟于右任敬书。”并写挽诗四首。其一、四首为：“虞公臂痛兴犹酣，白首埋名亦自甘。稿诀歌成前数定，汉南不死死江南。”“牛首晴云掩帝京，玉梅庵外万花迎。青山又伴王章武，一代书家两主盟。”总览王氏一生，其经历颇具人文传奇色彩。后人曾辑有《王世镗先生翰墨》等。

　　王氏终其大半生研习章草之论著，除《急就考证》外，尚有《论草书章今之故》(作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仲春)一文，论及章、今草书之特点，曰：“约而言之，初学宜章，既成宜今，今喜牵连，章贵区别;今喜流畅，章贵顿挫;今喜放宕，章贵谨饬;今喜风标，章贵骨格;今喜姿势，章贵严重;今喜难作，章贵易识。今喜天然，天然必出于工夫;章贵工夫，工夫必不失天然。”强调学草书者，必先研习章草，以为：“今出于章，习今而不知章，是无规矩而求方圆，未见其可也。”另外王氏特别指出：章草肃穆严重，一笔三折，缓慢的书写特点，以及今草轻便流利的艺术风格，都是实用的原因所致。今草多用于酬答手书之用，章草多用于郑重文章之用，尤其是朝廷奏章之用，二者使用方面的功用不同，书写要求也自然不同。“盖今草任笔兴所致，不害为佳。章奏必平心静气而为之，当恐有失规矩而不易识。此根本上之殊点也。”种种高论，多系发前人之所未发，使人耳目一新。其余论草书之专著，如《稿诀集字》已多拓本传世;另有论书绝句若干，诸如“赴急元非无国字，汉章雅命令重颁”等等。据说于氏《标准草书》之问世，王鲁生实躬逢其时，而多与有力焉。

王世镗 行楷书联

　　王鲁生之书艺，窃以为约略可分为四阶段。早年则多喜摹龙门诸刻石，上溯北魏书的古拙博大之风格。兼习《急就章》《出师颂》《月仪帖》等章草诸法帖，虽稍显谨饬，却能雄强其骨力，凝重其笔势。及至陕南，朝夕游褒斜，抚后汉摩崖，钩深探赜，广采博览。中年以后，笃习魏碑志，尤致力于晋《爨宝子碑》。其楷书，融冶魏、晋，用笔朴茂恣肆，趣韵高古，别出新意。曾撰集《爨宝子碑》联语达八百幅，足见其用功之勤，精研之深。嗣后再以北魏书宽博笔意，熔铸章、今，陶冶篆、分，疾、涩兼施，笔势遂多畅达，运毫多变，更得浑朴淋漓之致。杨振纲《诗品解》曰：“雄浑矣，又恐雄过于猛，浑流为浊。惟猛惟浊，诗之弃也，故进之以冲淡。”书艺亦然。王氏于其貌似唐突挥驰之笔势之外，力守含蓄古朴之旨，遂得迈“冲淡”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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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项目部主任)

　　(节选自《荣宝斋》2017-01 总第1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