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篆刻

天发神谶碑拓片

　　公元264年，三国时期吴国末位君主孙皓继位后，任用奸佞，昏庸无道，荒淫暴虐，民心思背。为加强统治，276年八月一日，孙皓蓄意炮制“天降神谶文”，假借“上天帝言”，妄称“皇权天授”“天降符瑞”，改元“天玺”，錾刻石碑。这一石碑，就是著名的“天发神谶碑”，又称《吴天玺纪功碑》《吴孙皓纪功碑》。

光绪三十三年（1907）端方摹刻本拓片（局部）

　　天发神谶碑呈圆幢形，环而刻之，原位于建业（今南京）城南天禧寺。宋代时断为三截，上段存22行（长65、宽301厘米，其中有一空行），行5至7字；中段存19行（长76、宽167厘米），行2至7字；下段存10行（长31、宽117厘米，其中有一空行），行2至3字，共存212字，又半字12。宋元祐六年（1091）胡宗师将它移至转运司后圃筹思亭，后迁至江宁县学尊经阁。原石上段有元祐六年胡宗师、崇宁元年（1102）石豫、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耿定向题跋三则。清嘉庆十年（1805）碑石毁于火灾。今南京总统府煦园龙墙上，存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两江总督端方请名手姚京受据宋拓本摹勒复制的两块碑石。

　　天发神谶碑相传由华核撰文、皇象（三国时期书法家）书丹，因内容残缺，文献亦无记载，故皆不能确证。该碑碑文荒诞不经，诡秘难懂，且书体前无先例，后无继者，独一无二，惊诸凡夫。其体势非篆非隶（有“垂露篆”之称），既不似篆之圆长，也不像隶之扁平，全无法度。其笔法亦篆亦隶，以隶笔而行篆体（有“韭叶篆”之称），结构用篆，具篆书的向法，呈上下飞动之韵，却曳脚垂尾，另带方笔，弃其简易，独取繁难；运笔用隶，有隶书的背法，呈宽博韵厚之气，却无隶书波磔，难于篆书。其结体以秦隶之方，参周籀之圆，势险局宽，棱角分明，上紧下松，开而不散，起笔极方且重，转折外方内圆，收笔多作尖形，犀利坚硬，锋棱劲健，险拔俊伟，奇异高古。历代书家因此对它颇为称道。宋代“书家酷吏”黄伯思称之“字势雄伟”，清代书法家王澍誉之“别树一体”，金石学家张廷济评述：“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康有为则惊叹为“奇伟惊世”。清代《金石萃编》《增补校碑随笔》《善本碑帖录》等均有著录。

　　天发神谶碑刊刻后，因奇异怪诞而鲜有效法，几成绝响。清乾隆中后期，渐为金农等书法家推崇，开始临摹和研究。近代以降，金石家循其形迹而入印，如赵之谦取其笔意，王石经移其字形，齐白石借其结体，化去原碑的乖戾冷峭，融入劲利昂健的气息，奇肆布局，泼辣用刀，皆有所成，进而形成雄健爽快、大刀阔斧的篆刻风格，开创一家新貌。

　　天发神谶碑原碑早毁，且毁前已残破不堪，故传世宋拓本、明拓本、清初拓本最为稀少，大凡存世者多为翻刻本，摹刻中以林曙生“黄泥墙本”为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北宋拓本，剪裱装册，纵32.2、横20.6厘米，为欧斋旧藏，有宋“北海开国陆伀之印”“永保万年”等藏印210方，及朱翼盦长篇题跋和绝句4首，字迹清晰，墨色醇古，为目前已知最旧拓本。另有赵之谦、郑孝胥、罗振玉题鉴的明拓本，以及翁同龢、王懿荣等题跋的明拓卷轴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