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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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图行草书风论略

时间:2021/3/7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陈吉/福建福州


张瑞图行书 五律《游五曲》诗轴

  论道晚明书坛的发展,张瑞图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张瑞图与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并称“晚明五大家”,被誉为浪漫主义书风的典型代表。

张瑞图《仿倪山水》 广东省博物馆藏

张瑞图行书《五律扇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瑞图草书《西园雅集》(部分),广东省博物馆藏

  张瑞图(1570—1641),字长公,号二水、果亭山人、白毫庵主等,福建晋江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殿试第三,官至礼部尚书兼殿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职位。因依附“阉党”魏忠贤,世人对于他的评价,毁誉参半,褒贬有之。关于张瑞图罪状,史书记载:一是为魏忠贤书生祠碑文,二是赠魏忠贤金字贺屏。平心而论,张瑞图对魏忠贤的依附,更多是其性格懦弱、一味妥协顺从的结果,倒并非出于权欲熏心、攀龙附凤的初衷。值得玩味的是,虽然从仕途角度上看,张瑞图最后沦为了政治斗争牺牲品,无疑是个失败者,但他在书法领域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书法家。观看他的行草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在仕途上如此“懦弱”“顺从”之人,在书法创作中,却表现出了“个性”“不羁”的一面。

  书法自魏晋以来,审美上追求圆转、疏朗、平和、中庸的文人书风。明代书法基本沿袭了宋元的风貌,受赵孟頫的影响,普遍比较敦厚。然而张瑞图书风与前人迥然不同,行草书是其存世作品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下笔果断坚决,极少圆转,多用方折,点画凌厉,字形崎岖,气势动荡,可谓惊世骇俗,别开生面。

  张瑞图的书法艺术,概而论之,有三个典型特点:

  一是笔法平铺直入,气势逼人。相比起传统变化的笔法,张瑞图用笔比较简单直接,下笔果断,圭角峥嵘。清代梁嵘在《评书帖》中道出张瑞图笔法的由来:“瑞图行书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草书《醉翁亭》,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王铎)、张(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张瑞图抓住了孙过庭在《书谱》中出锋起笔、痛快迅猛的笔法,经过其内化和不断锤炼,将这种笔法进行强化,特别是他在笔画行进时,采用侧锋行笔,减少提按顿挫,力图追求行笔的迅猛,强调作品的张力;张瑞图在笔画转折之处,少用圆转,采用直折手法,将圆笔化为方笔,有明显的锐角,气势逼人。清代梁嵘在《承晋斋积闻录》中评价其用笔特征,言道:“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张瑞图的收笔与传统的“藏锋”不同,其采用出锋手法,线条坚韧挺拔。平出直入的线条,翻折凌厉的笔触,果断锋芒的出锋,展现出锋芒刺目的特点和酣畅淋漓的快感。如此化圆为方、平铺直叙的笔法颠覆了魏晋以来“二王”起笔含蓄、转折圆润的笔法。

  二是结字险峻凌厉,一意横撑。行草书的传统风格一般在转折处采用圆转的笔法,不露锋芒,注重空间的稳定性。而张瑞图的结字与“二王”传统截然不同。其一,他采用了反笔直折的结字形态,显出险峻凌厉的视觉效果,因为圆转曲线运用较少,字体内部空间狭窄紧张,多出现尖锐的三角形,这是他行草书的特点之一。例如张瑞图的代表作品《感辽事作诗卷》中的“王”字,中间的转折,一般书家会采用圆弧,使字看起来更加舒朗,而张瑞图直接使用折角,给作品平添了一份刚毅之气;其二,张瑞图采用横画密集排列的空间结构,一如梁嵘《评书帖》所评:“张瑞图书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张瑞图的作品中突出单字的横画夸张性,又着力压缩横画之间的空间,造成视觉上的压迫感。

  三是章法神采茂密,气息通畅。张瑞图行草书的字间距较近,神采茂密,因其擅用浓墨,既增加了线条的厚重感又加强了字与字之间的紧密感。这种章法的形式是晚明时期大字行书的主要特征。不仅是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人在创作时也采用这样的章法,张瑞图在章法布局上也有独具匠心之处,他有意拉开行间距,加强了字间距与行间距的对比,突出纵列的效果,使纵向走势更加明了,增强了作品的贯通感,从远处看,既紧密又舒朗,字与字之间不至于过度拥挤,随着尺幅的延长,气息通畅,字里行间充满气势。

  每个书家风格的形成都与时代背景和个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张瑞图书风的形成原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张瑞图书风的形成与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思想学说百家争鸣。士大夫冲破程朱理学的禁锢,开始关注个人思想的解放,催生了多种反叛传统的思想,如“童心说”强调“人性本私”,“性灵说”强调文艺创作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些思想在当时可谓是振聋发聩,对文学和艺术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加上晚明政治黑暗,党派林立,尔虞我诈,人人自危,复杂的社会背景,活跃的思想潮流,起伏的仕途生涯,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以张瑞图为代表的一批晚明书家。他们敢于突破“二王”传统,独树一帜,或多或少受到了反叛传统的思潮和压抑的社会氛围所影响。

  其二,张瑞图书风的形成与其仕途经历相关。纵观张瑞图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涯,四次选择告老还乡,对于党派斗争选择消极回避的态度,送礼给魏忠贤只为保住乌纱帽,不难看出其性格中懦弱消极的一面。但在书法方面却展现出其“不羁”的一面,书法作品中的态度与他在官场中的处事态度判若两人。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又内心纠结的张瑞图。或许其在官场上的懦弱顺从表现是明哲保身的被逼无奈,回到家中的他,选择在书法的黑白世界里,尽情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与不平。张瑞图晚年“学禅定以求安心”可看出,身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官场,他渴望归隐田园的片刻安宁。张瑞图提到自己书风的成因道“余于草书,亦少知使转而已,情性终不近也。”张瑞图的行草书少圆转多方折,充满“不羁”“凌厉”的感觉,究其原因或许就是“情性终不近也”。

  张瑞图的时代虽然离我们远去,但他的书写技法和审美观念仍然能够渗透到当代书法中,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在张瑞图书法创作的早期,注重临摹前人经典作品,特别是祝允明、陈道复一路对他影响颇深;创作中期,张瑞图对孙过庭和苏东坡皆有取法,其行草中的露锋起笔和偏锋行笔都可以从王羲之草书中窥见端倪。倪后瞻在《倪氏杂著笔法》中对张瑞图师法“二王”也有所提及:“其书从‘二王’草书体一变,斩方有折无转,一切圆体都皆删削,望之即知为二水,然亦从结构处见之,笔法则未也。”可见张瑞图是在“二王”的基础上,把特征加以强化、夸张、变形,形成了自我独特的风格。虽然张瑞图颠覆了“二王”传统的书法审美,但没有完全抛弃前人的精华。这启示我们创新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深入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变化。作为个体的书家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技法表现自我的审美观念是极为重要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所提倡的文化格局,也是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中国书法艺术历经几千年沉淀,无论是晋人的取韵、唐人的取法,还是宋人的取意,都成为了我们取之不尽的艺术创作源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书法的审美与创作也不例外。无论时代如何演进,顺应时代发展,贴近人民生活,反映社会审美,永远是艺术创作与创新的基石。在今天这个社会主义新时代,有着广阔的自由天地,在这个天地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主流,我们每一个新时代的书法家,应该在持续弘扬真善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基础上,找到传统艺术、个人兴趣与时代审美思想相融合的切入点,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

  (本文作者为福建“闽籍书画名家抢救工程”组织指导委员会主任、福建省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美术书法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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