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后，对货币进行了大的改变。王莽早年以礼贤下士博取名声，而一掌权即位，就开始铸行虚值大钱搜刮民财。在继续流行五铢钱的同时，铸发了多种虚值大钱，典型的代表品种就是“大泉五十”钱。图1为一枚很少见的大泉五十背“黄帝陈”篆书钱，直径约2.84厘米，质重十二铢，实际重量12.35  克。此钱诸谱未录其图，且鲜为泉界所知。因为王莽称帝以后，以黄帝八世孙虞舜，在周武王灭殷，封舜的后代于陈。公元前672年陈厉公子陈完因避祸而奔齐，改姓田氏为大夫。其后代善于收买民心，致百姓拥戴，田和自立为侯（公元前386年），姜齐王。公元前221年，秦国灭掉齐国，掳齐王建，但当地仍称田氏后裔为齐王家，后来齐字省略，就改姓王了。王莽便称出自这一族系。

图1 大泉五十背“黄帝陈”篆书钱

图2 东吴赤乌元年至九年所铸“大泉当千”钱

图3 “永通万国”大钱

图4 “北周三品”

图5 波斯呼罗珊地区铸发的萨珊王朝霍尔米兹德一世的金币与萨珊的俾路支银币

　　由此看来，一枚钱币所铸的钱文“黄帝陈”，却道出了王莽的身世，很是奇特。

　　此种钱既可行用，又似是一种纪念性质的特种钱，铸期应该很短、铸量极少，这是我国古钱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此后历经多次“币改”，各类大面值货币改头换面，却始终存在。当时就有批评者指出，他铸造的大钱“大泉五十”重不过十二铢，却要当五十倍使用，因此王莽的货币改革被时人讥为“瞎胡闹”。

　　时代到了东汉末年，先后爆发的黄巾军农民起义和董卓之乱，把个汉光武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东汉王朝搅得“周天寒彻”，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此时群雄并起、争夺天下，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由于连年军阀混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的运转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边缘。

　　造成东汉末年各个割据势力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困难，整个社会闹钱荒，货币市场出现了五花八门质量低劣的“恶钱”，如董卓的“榆荚钱”，还有民间的减重五铢、剪边五铢、侵轮五铢等，总之就是尽量把一个钱变多个使用。靠铸虚值大钱解决财政困难的，首先是三国中实力最弱小的蜀国，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刘备攻打益州，为解决军需，开铸“直百五铢”。用铸造两个五铢钱使用的原料铸出的钱，却要当五铢钱的一百倍使用，这实在已经跟抢钱无异了。

　　由于钱币不断减重，相邻的东吴孙权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是人丁缺乏、财政困难。铸造自己的货币成为吴国的当务之急。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有两项记载：一是“（嘉禾）五年（236）春，铸大钱，一当五百。”二是“赤乌元年（238）春，铸当千大钱。”就当时来看，孙权至少铸造过这两种钱。目前所发现的“大泉当千”钱，最早的铸于公元238年，最晚是公元246年，早期的较重，也不到三十五铢，后期的则不足二十铢。东吴赤乌元年至九年（238—246）所铸大钱（图2），径3.6厘米，重14.5克，后铸轻小者径2.5厘米，重3.5克左右。篆书“大泉当千”四字旋读，一当五铢钱一千，是继王莽之后最大的虚值钱。遭社会抵制后，孙权即令停铸并使官府作价收回；可泼水难收，民间因贪其巨值多以私铸减重钱通行，故传世“大泉当千”所见不鲜。

　　历史上往往钱币减重或者大额钱币的出现，都会引起私铸（投机行为）。刚开始，官方铸造的“大泉当千”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还比较规矩，像个样子。后来，你也铸，我也铸，一发不可收拾。而私铸钱更恶劣，有缩量的，有减重的，恶劣到家的甚至有铸出来的“大泉当千”钱只比普通五铢钱大一点，重一克多，却要当一千个普通五铢钱用；江浙民间更有仿制盗铸的“大泉二千”“大泉五千”钱。事情到了这一步，不闹出恶性通货膨胀才见鬼了！据说当时不少商贩根本不敢收铜钱，索性恢复了物物交换。

　　而北方的曹魏则情况要好得多，曹操实行屯田，且规模很大，以这种边耕边战的军屯方式解决军民的生计问题。曹魏早期的时候，曹操要求下面的人使用五铢钱，不允许使用董卓时期的小钱。然而，谷帛依然是当时主要的流通货币，直到明帝太和元年，曹魏正式使用新的五铢钱，被称为曹魏五铢。根据记载，无论是蜀汉还是孙吴，都曾大量发行过虚值大钱，这意味着当时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怎么好。而曹魏不曾发现有发行过虚币的情况，这说明曹魏的经济实力要远超过蜀汉和东吴。

　　之后经过东西晋与五胡十六国，到了南北朝的北周时期，北周静帝宇文阐为了解决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紧绌，于大象元年（579）开铸“永通万国”大钱（图3），币质为青铜和少量铅材，制作精致。初铸钱径约3厘米，后铸渐小，径减至2.5厘米左右；其字廓深峻，形体厚重，面文“永通万国”，为著名的玉箸篆字，“永通”意为永远通行，“万国”以示天下万国可用。

　　“永通万国”的出现，连同当时铸发的“布泉”和“五行大布”，使北周这三大美泉（图4）不仅在南北朝、乃至在我国以及世界铸币工艺史上，都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但是当时的老百姓却不乐于使用这种钱，因为这种钱是虚值大钱，由于“布泉”一枚当原来的西魏五铢5枚，“五行大布”当“布泉”10枚，“永通万国”又当“五行大布”10枚，即一枚“永通万国”要合500枚五铢钱。而当时民间交易依然有使用绢布、黄金及丝路金银币的，所以不愿意使用这些虚值钱。“永通万国”堪称虚值大钱之冠，民不乐用，流通时间不长。由于实行的虚价货币政策，所以“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三种钱后来亦逐渐减重。

　　如今泉界把北周的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称之为“北周三品”， 这是从钱币的美术观赏性、铸造工艺水平上来评价的。“永通万国”钱综合地展示了中国古代钱币的文化特点：文字精美，工艺精湛，形制多样，这是可圈可点的。

　　由于“永通万国”钱文和铸工均臻妙境，堪称“北周三品”之首，还有合背掐、厌胜钱，据考为后世翻铸。事实上后世翻铸的品种很多，最著名的就是宋代开始铸造的背将军纹厌胜钱。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之后都是将军篡权，将军而不是帝王进入了钱币背文，这就是将军摄政的一种暗示。

　　虚值大钱破坏着钱币制度，盘剥民众的血汗。朝廷主导铸行，既为民，也害民。古代金融货币业从产生开始，就在一方面制造货币媒介，服务流通；与另一方面通过货币，蚕食生产之间漂移。货币面值的概念是相对的。而官方铸行，则增加了古钱的折当权威性和“天然”合理性。但偷换概念产生的虚值大钱，在概念形成的基础上，实际金属质量和钱币重量并不一定每枚与折当概念吻合，而这就为户、工二部及各个铸钱单位，造成了折当称谓与实际背离的游戏空间。

　　近臣和近侍往往报喜不报忧，蒙蔽君上是封建宫廷议事的普遍现象。上呈钱样远远优于普通行用钱就是历史的明证。而折当游戏的空间由主宰方掌控无可争议的话语权，这就往往有利于权贵对平民的变相抽取和巧取豪夺。于是，虚值大钱在历朝历代几乎不断地应运而生。货币规则由朝廷制定，又由朝廷自己来破坏，而市井平民则永久处于被压迫的境地。且通货膨胀首先导致富商恐慌，市场震荡。

　　显而易见，富商大贾万贯家财，缩小为国宝金匮直万一枚；草民仅有一文铜钱，贫困依旧，这就是无产者不怕变革的道理。

　　“永通万国”的钱文寓意确实很好，以今天的观念来看，甚至具有全球一体化的美好意愿。可问题是在铜本位基础上的虚值钱币如果要流通，除了由某个政权罔顾民意强制推行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所以说“永通万国”最终连国内都不能流通，又何来万国通用呢？而在当时的丝路上，真正能够被沿途各国所普遍接受的通货就只有真金白银，即金银币，图5就是一枚波斯呼罗珊地区铸发的萨珊王朝霍尔米兹德一世的金币与一枚萨珊的俾路支银币，这才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受丝路各国欢迎的硬通货，它们虽然没有号称永通万国，可流通使用的范围却比“永通万国”钱广大和持久得多！

　　纵观世界，像古代中国这样以农立国的集权制国家，统治者对于商业一向采取压制政策，而在农业社会里即使采用普通材料贱金属来制造货币，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大，因为有公权力来强制推行使用。

　　但在以商立国的贸易国家，商业信誉是最重要的，而这商业信誉首先就要体现在货币的信用上，因此那里一定必须得用黄金白银这样的贵金属来铸造货币，以此来为本身的商业信誉打下扎实的基础。

　　然而虚值大钱的产生，直接导致金、银本位联动贬值，引发硬通货膨胀，这才是对一国经济最要命的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