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魏晋时期是书法史上的重大变革期，楷、行、草均在汉代产生并在此时期走向完善成熟。隶书作为正体字的地位逐渐被楷书取代，碑刻文字也相应从隶书为主转向楷书。在这过程中有长达两三百年的过渡期，逐渐形成一种半隶半楷的以方笔为主、留有波挑的“隶楷”风格。这种书风以民间铭刻书为主，上至王公大臣家族，远至边区民族均广为使用。而出土在云南的《爨宝子碑》，正是这种隶楷风格的代表。

　　过往由于出土资料与研究的不足，对隶楷的研究相对贫乏，因此对于《爨宝子碑》的出现，大多感到惊异：其一，它远在蛮族边陲，为何能有与中原相抗的书法;其二，它时处东晋，与王羲之的年代相距不远，为何却与二王书风大相径庭;其三，东晋禁碑，为何有如此大型的碑刻。

　　本文着重讨论《爨宝子碑》的艺术特色，兼论隶楷的源流与历史地位，试图从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解读《爨宝子碑》。

　　边陲诸侯不遵立碑禁令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立，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县南扬旗田村。碑高五尺四寸，宽一尺八寸，碑文十三行，满行三十字，共403字。碑主爨氏，名宝子，字宝子，东晋宁州建宁群同乐县人，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年)，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官至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碑后有清曲靖知府邓尔恒题跋。咸丰二年(1852年)，邓尔恒寻得此碑，移置城中武侯祠，嵌于壁上。1927年武侯祠庙被毁，1937年移于曲靖中学盖碑亭内保留至今。在书法史上《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并称为“二爨”，《爨龙颜碑》因字多碑大称“大爨”，此碑则被称为“小爨”。

　　爨氏为南中大族，从汉末到中唐数百年间掌握着南中地区(今云南全境、贵州西部和四川南部)的实际统治权，爨氏家族世袭太守，拥兵自重，远离中央王朝，割据边陲一方。三国时期，今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称为“南中”，是蜀国的一部分。南中最有势力的大姓为霍、爨、孟三姓。公元399年，霍、孟二姓火拼同归于尽后，爨姓成为最强大的势力。汉末至晋初统治建宁和交趾两地。西晋至唐朝期间，爨氏最强盛时扩展到贵州、四川地区。570年左右分为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直至唐时南诏兴起，才统一两爨地区。爨宝子为宁州首郡之长，领有今云南省东北部十七县之地。爨龙颜为宁州刺史，为四郡之长，拥有今云南省及贵州西南四十五县之地。爨氏与中原政权时合时离，开门称臣，闭门称天子。因此无怪搞错东晋年号，把“义熙元年”错写成“太享四年”，也无怪魏晋严禁立碑，而此地碑碣独盛了。

　　用笔灵活结字多变

　　《爨宝子碑》用笔结构既有隶书的朴厚飞扬，又有楷书的方整肃穆，行气章法，既有规矩森严，端凝拙朴的“古佛之容”，又有参差错落，洞达跌宕的自然之态，其任性率真的体势颇具特色。自它出土以来，受到众多书家的高度评价。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誉其为“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端朴若古佛之容。”杨守敬《平碑记》认为此碑“绝用隶法，极其变化，虽亦兼折刀之笔，而温淳尔雅，绝无寒气之态，大体得之”，李根源评价它“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

　　《爨宝子碑》在用笔上灵活多样，很多笔画含有隶书的遗韵。横画具有隶书的波磔，呈“雁尾”状，如“君”、“王”等字。撇画收笔回锋转上翘，有如波挑，如“太”、“本”等字。捺画尾部有挑势，呈向上伸展之意，如碑文“春”、“放”等字。钩画，尾部作慢转回锋，如“子”、“不’等字。折画转变处呈方形，如“回”、“抽”、“唱”等字。其用笔已具楷书的雏形，如横画起笔斜势，收笔圆顿。有些用笔打破了传统规则，大胆夸张，独具特色。横画，起笔、收笔均翘起，显得翩翩起舞，天真烂漫。

　　《爨宝子碑》的结字变化无穷，丰富多彩。有的平稳、有的险峻、有的舒展、有的收敛，千姿百态，饶有风趣。纵观此碑，字形以方、长方为主，字字成四角饱满的“块形”，显得端庄凝重。它又能奇正相生，聚散有致，潇洒纵横，不拘一格。如“崩”字，上正下歪，稚拙天趣，活泼多姿。“浪”、“沧”二字的三点水其用笔轻重、大小、造型也各异。“沧”字，上面的撇直穿第二点而外伸，真是精妙奇想，错落跌宕。

　　风格相近的碑还有多块

　　魏晋时期，国家分裂。北方分为五胡十六国，南方东晋偏安一方。书风亦由此有南北之别。南北共尊钟、卫，北地尊碑，又崇古法，兼有胡风蛮犷之风;南地二王兴起，雅好新体，妍丽相尚。南方禁碑，而翰札大盛，富有士大夫旷逸之气。南北之分，碑帖之别，由此而生，文人书风与匠人书风的分野，愈加分明。直至清代南北书派理论兴起，愈加强了这种南北书风对立的观点。因此对《爨宝子碑》为代表的方笔隶楷为何在翰札盛行的南方出现，很多人大为惊异，以致部分研究《爨宝子碑》的文章千方百计论证书写者与北方接触的可能性，方才觉得它出现得“理所当然”。直至近年出土数以千计的墓志、砖文、石地契等铭石书，出现大量的方笔隶楷风格的字体，人们才逐渐可以肯定，方笔隶楷渊源久远、流传广泛，《爨宝子碑》是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品，而不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奇葩”。

　　与《爨宝子碑》风格相类的还有：《大代华岳庙碑》(439年)、《沮渠安周造像寺碑》(445年)、《中岳篙高灵庙碑》(456年)、《比丘惠感造像记》(502年)、《延昌三年造像记》(514年)、《鞠彦云墓志》(523年)等等。除《张迁》为经典的汉隶外，其余皆隶楷相参。部分笔画有隶书波磔特征，部分有楷书笔画特征。方笔为主，间或辅以圆笔。结体以平直为基本特征，间或参以错落欹仄。横折成方角，点如三角状，左竖起勾，横勾作横折勾状等等。

　　从出土分布的位置来看，中原、山东、西南、西北皆有分布，可知流传之广;从出土时间来看，屡见于公元五、六世纪，可知兴盛时间之长。从出土相似风格的墓志，石刻达上千块之多，可以流行之盛。从使用的阶层来看，不但有广大的下层工匠，也有琅琊王家等世家大阀、云南爨家等封疆割据之族，可见上下风从。东晋这类书体，是当时碑刻的标准体，而且往往用于达官显贵这一阶层的碑刻之作。虽这类碑刻未留书者姓名，但他们选择的书刻之人必然是当时的善书善刻者，而并非以往学界观点认为《爨宝子碑》一类隶楷风格的出现因为蛮族的粗犷质鄙。

　　隶楷传统至今流传

　　纵观这类隶楷风格的碑刻，书法水平最高的当属《爨宝子碑》、《嵩高灵庙碑》。三王墓志过于呆板，缺乏活气。《嵩高灵庙碑》屡出奇姿，不可端倪，可惜风格略欠统一。隶楷风格突征表现得最完整、最统一，又能在平中出奇的，当数《爨宝子碑》。

　　隶楷在流行了两个世纪后，由于楷书的全面成熟而悄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它的端庄古拙、奇姿百出，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后依然启发着一代代书法家出新的灵感，如金农、康有为等。近代更有李济琛、秦咢生、赖少其、周树坚等等一大批的书法家对其毕生钻研，把这种古朴奇拙的隶楷作为自己的主要艺术面貌而名闻当世。传统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退减其色彩，它只是在历史的尘埃中等待着后人去发掘汲取。一旦我们拭去灰垢，必定熠熠生辉，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