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

秦阳陵虎符

　　青年时泡在美院图书馆，翻到罗振玉编的《历代符牌图录》二卷（前后编）一册，影印一大堆拓片，收录各式古代令牌、腰牌、虎符、鱼符、龟符合共计90多种。有的还拓正反面，共有一百十多面。当时我在做书法史研究，专注于碑志石刻拓墨大件，对这些小件的“符”和“牌”的形制和文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以为是罗王大师们做学问无聊了编着玩玩而已。

秦阳陵虎符拓本

　　“符”的使用具有官方背景

　　后来兴趣转向金石学。必读的第一部工具书，即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著的《中国金石学概要》，其中在第三章[历代铜器]中列1「礼乐器」、2「度量衡」、3「钱币」、4「符玺」、5「服御器」、6「古兵」六大类。符牌属于第四类，而且是以符牌与玺印同列。共分为“符”、“牌”、“券”、“玺印”、“封泥”五类。这才知道，原来在马衡先生的心目中，符牌不仅仅是玩玩而已，它在马氏“金石学”的学科大盘子里，是有“户口”的，是金石之“金”的一个门类——当然它是小门类。

　　再后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学术兴趣广泛，对古钱币学很痴迷。战国秦汉贝布刀钱，唐宋通宝，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还买过一部丁福保编的《古钱大字典》，每天像读小说一样津津有味逐页读过去。又因陆维钊师命攻宋代书法史，想想钱币上的“大观通宝”乃是古钱之美的极品，但研究既多，毋赖我辈再叠床架屋。偶然发现南宋初高宗时曾发行过“钱牌”，不是币而且并无广泛流通性，但又有货币凭证功能，特定时代可代钱。于是查阅《宋史》《宋会要》尤其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写成《南宋临安府钱牌的缘起及其性质》论文。在钱币学领域，这样的选题当然不算主流而是边缘，但至少是带着问题，发人之所未发；在我的青年时代也算是一种学术上刨根问底的乐趣了。而这个“临安府钱牌”，即是我们希望讨论的古代符牌之“牌”。

　　符牌是一个统称。“符”的使用更具有官方尤其是军国背景。比如“虎符”就是调兵凭证，皇帝与领兵将帅各持一半，“合符以征信”，所以又叫“兵符”。而“合符”取证之行为，亦成为今天常用汉语中“符合”一词的根本由来。又以《史记》中著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典故中，作为关键凭证信物的“符”，成就了信陵君令后世千秋传颂的一代功业。而“鱼符”“龟符”自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宰相大臣们出入宫禁的凭证。成为一种合法身份识别的标志。相比于“牌”，显然“符”更权威而庄重，两汉至唐以前多见。其后元明清则多见“令牌”“腰牌”，如明代锦衣卫六扇门东厂剑士刀客例佩“牌”以示身份；清代大内侍卫也皆有出入宫禁的“御牌”。这些场面，在今天的电影电视中都可以轻松看到。

　　罗振玉编《历代符牌图录》

　　罗振玉收藏之中，以秦虎符为最高：“秦甲兵虎符”历来被引为虎符的典型样本。其次则推“汉桂阳太守虎符”“汉常山太守虎符”，罗氏注明皆原藏于潍县陈介祺处。

　　《历代符牌图录》有罗振玉序，罗氏自言：“由秦逮金，得符五十有二；又辽金至明之铜牌，亦巡符、佩符类也，得墨本十有八，附益之……皆取墨本精印，纤毫毕肖，可征信传后。至于考证，别为一录，嗣有所得，当再庚续。复论次前著得失，以示来者，考古之士，倘有取乎？”

　　最有趣者，为此序之落款，曰“宣统六年九月上虞罗振玉书”。本来“宣统”只历三年（1911为止），辛亥革命起，王朝覆灭，进入民国。何来“宣统六年”之说？实在是因为清帝虽退位，但众多旧朝大臣尚书侍郎成为遗老，不认新朝，仍奉“宣统”为正朔以示忠于旧主。这样才有了一个奇怪的“宣统六年”，实应是民国三年即1914年，罗氏才编成此书也。而更据史载，其书之出版也分历二期。[前编]于民国三年1914面世，[后编]则为民国五年1916年出版。

　　其实在罗氏之前，符牌已经引起金石学家们的注意。如清代瞿中溶（木夫）有《古虎符考》一卷；翁大年（叔均）有《古兵符考略》，但以罗振玉眼界之广、收罗之细，却都找不到瞿、翁原文，遂有罗雪堂感叹当依靠自家考证著论来立言。至于收录符牌图形成拓者，更是自宋即有，如宋人《续考古图》有收“汉济阴虎符”、“唐廉州鱼符”。明顾氏《印薮》卷首亦收“虎符”、吴氏树滋堂刊《秦汉印统》亦有收录。但都是在金石著录或印谱中中插入一二页而已，并非符牌专书。以此论之，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可推为是此中的开山之作。

　　马衡的“符玺”同节，是从对外社会功用出发，取“征信”之意。而罗振玉的“符牌”同列，是从对内的性质划一出发，先符后牌，重其自身的承传流变。至于钱币学介入，如南宋“临安府钱牌”，是极个别的案例。钱币之有贝货刀布到圜钱，是一个大趋势。“钱牌”之出，其实和宋代交子会子的纸币出现一样，皆是为临时权宜而设。若论其通用性，是无法攀援于上古到中古、近古的“兵符”“令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