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

图1

　　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畔的科隆市，是仅次于柏林、汉堡和慕尼黑的德国第四大城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重工业城市，科隆市内的东亚艺术博物馆近百年间吸纳、珍藏了大量亚洲艺术品，并且无论从规模或品相上来看，这些文物皆堪称德国亚洲艺术品中的瑰宝。该馆是德国第一座以东亚艺术为主题的博物馆，也是一家比较少见的国有博物馆。其建成于1909年，正式开馆于1913年。最初博物馆创始人、来自维也纳的阿道夫·费歇尔，是想在柏林建馆，但由于手续太过复杂而放弃。而当他在科隆提及这个想法的时候，得到了该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于是馆址最终定在科隆。而馆内最初展览的大部分艺术藏品，则几乎全部来自于费歇尔和他夫人弗瑞达·费歇尔的私人收藏。

图2

　　费歇尔夫妇珍藏的亚洲艺术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十分著名，其主要为东亚的佛教绘画、木雕佛像、木版画、漆器和日本屏风画等。上世纪70年代，著名收藏家汉斯约尔根·冯·洛霍，向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慷慨捐赠了一批中国的青铜器和古代家具，使得该馆的馆藏大大丰富。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该馆又向欧洲私人收藏家汉斯·威尔海姆·舍格尔以及其他机构，购买了不少的中国青铜器、佛教雕刻和唐代瓷器，更加为该馆的藏品增添了极大亮点。

　　本文，笔者特别整理了一组堪称该馆“镇馆之宝”的中国商代青铜器，以飨读者。

　　第一件是传河南安阳出土、高30厘米的“方觚”（图1）。觚为我国古代一种用于饮酒的容器，也用作礼器。其一般敞口、长身、口部和底部都呈喇叭状、圈足。它初现于二里头文化，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已非常罕见。而这件方形觚，大侈口，细长颈，凸腹，高圈足，四角自口至足有扉棱。颈饰蕉叶纹和蛇纹，腹饰龙纹，圈足饰兽面纹和四瓣花纹。器有铭文二字。其古朴典雅，十分精美。

　　第二件是高26.5厘米的“宁方彝”（图2）。彝本是宗庙祭祀礼器的统称，北宋文化发达，由皇族掀起模古之风，发现这样的器物后称其为方彝，后人也就沿用了这样的称呼。而方彝是酒器，在西周中期就逐步被废止，我们不知道商人对其的称呼，但很明显此为商人炫耀富足和荣耀的礼器，其彰显华丽，形纹达意。此传河南安阳出土的宁方彝，整体器型似方形宫殿，器盖饰兽面纹，器腹上部为两龙相对，下部兽面纹，圈足两龙相对，扉棱分别代表兽鼻及兽脊，圈足两龙之间有门状孔，四面纹饰相同。器内有铭文“宁”字。“宁”字铭文器物出现在国内外多家博物馆馆藏青铜器中，皆为高等级器物，显示以此为名的氏族或个人极端尊贵的地位。

　　第三件是传河南安阳出土、高39.3厘米的“兽面纹袋足斝”（图3）。斝（jiǎ）是古代中国先民用于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其通常用青铜铸造，圆口呈喇叭形、一鋬（耳）、两柱、三足。商汤王打败夏桀之后，定为御用的酒杯，诸侯则用角。而这件侈口高柱的斝，口沿有加厚唇边。颈腹分段。腹呈袋形，成分裆状，下有三圆锥形足。鋬大而薄。柱顶作帽形，上饰蕉叶纹和倒兽面纹。颈饰兽面纹，夹以云雷纹。腹部满饰卷角兽面纹。此斝造型优雅，具有商代前期兽面纹向前发展的特征，在商代青铜斝中罕见。

　　第四件为高17.5厘米的“雷纹壶”（图4）。云雷纹是青铜器上最常见的几何纹饰，是一种细密连续如螺旋状的纹饰。有的图案形体环转，如篆文的“云”字；有的却结构方正，如篆文的“雷”字下半部分，因而得名。云雷纹是一种富于装饰性又适应性极强的纹饰，可独立组成大面积的装饰面或装饰带，也可配合主体花纹做辅助纹饰。以云雷纹为主的几何纹常作为底纹或填充纹大量出现，通过穿插、勾连、重叠、间错等方式组合，具有深刻意味。这件铜壶盖饰兽面纹，圈足饰云雷纹。而腹部则利用其向外凸起的曲折块面，设计了曲折雷纹这样颇具魔力的图案装饰。并且使用大小两种曲折雷纹：大云雷纹呈S形，配合另一侧的两个相对的夔纹，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小云雷纹则又重新承担了地纹的功能，但这次是作为云雷纹的地纹。两者共同构建了斜向曲折的图像，可谓新颖别致。

　　最后一件为高30.4、刃宽35厘米的“人面大钺”（图5）。钺（yuè）是中国古代一种两角上翘、具有弧形阔刃的劈砍兵器，也用作刑具或仪仗用具。它由生产工具中的斧发展、演化而来，还具有作为王权的象征物之特殊用途。此人面大钺刃较平直，角外侈。钺身饰镂空人面纹，耳下饰變形纹。肩部二长条形穿，方形短内。这件人面大钺又名“人面铜钺”，其主纹饰在商代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狰狞可怖，不过在如今看来却稚朴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