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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玄学”，解放水墨（二）时间：文章作者：鲁虹 孙振华水墨画创作的玄学倾向表现出一部分画家关于意义的迷失，当然，这也是他们寻找解释系统的一种努力，但它建立在一种虚幻的设定上，在当代文化的情景中，这种虚幻的意义设定已经没有多少合理性，我以为中国当代水墨画意义的生成在于面向当代中国人精神的现实，面向我们个人的切实的生活经验，这是我们走出虚幻，寻找新的发展可能性的关键。鲁：我在上面已经指出，一些抽象水墨画家在９０年代以后大势谈论“中玄”，乃是想利用“本土”这一新的归属来确立自己的“特殊身份”，也就是说想利用中国本土相对西方的边缘地位，使自身成为反抗西方的英雄。在这里，他们陷入了极大的误区：首先，当他们拼命强调反抗西方时，仍然是在西方设定的框架内，用西方的武器反抗西方，这使他们并不能真正有力地反抗西方；其次，当反抗成了目的本身，一些画家就会以西方为参照系，从而采取用“谈玄”来反抗西方的作秀姿态；再其次，久而久之，一些画家还会把“谈玄”当作一种使命来追求。我认为，反抗西方也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简单的文化相对论，从根本的意义上看，一者是为了准确地表达我们自己的生存体验；二者是为了更好地与公众达成交流。因此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抽象水墨画在完成了语言转型的阶段性目的后，重要的任务是从语言层面的清理转入到对当下现实的关注中，进而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对变化中的社会与人的状态作出有力的反应。孙：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一个以平民为中心的大众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抽象的水墨艺术的立足点仍然是少数的知识精英，他们在圈子内进行各种实验，过于玄虚的精神游戏无法进入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也没有必要来“提高”自己，一同进行这种不着边际的玄想，这样，水墨画表达的有效性的问题就出来了。鲁：我想强调，同油画一样，水墨画完全可以表达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经验与艺术经验。只要水墨画家摧毁横隔在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栅栏，直面我们的生存现实，那么艺术问题的当代性就会使水墨画这一古老的画种再获新生。我高兴地注意到，一些水墨画家早已在作出类似努力。这里且不谈李孝萱、刘庆和等用较为具像方式进行艺术表达的现代水墨画家，仅以刘子建、方土的近期创作为例便足以说明问题。因为这两个画家近来都把对天体宇宙的关注，转向了对现实文化问题的关注。比如在刘子建的近作中，出现在黑色空间上的再也不是象征宇宙天体的符号，而是象征工业文明的符号，包括印刷垃圾、破齿轮、马赛克及工业碎片。画面虽然不是对现实某一场景的写照，却分明强调了工业文明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破碎感、不安定感、混乱感和断裂感。与刘子建相同，方土近期也把现代文化资源作为了素材来处理，主要使用的艺术符号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ＣＤ，而且它们就无拘无束地飘浮在象征中华文明的水墨基底上，大有一种全盘覆盖的意味。在一定程度上，该作品强调了西方文化大举侵略第三世界文化事实。应该说，相对前期的作品，刘子建与方土的近作文化针对性更强，也更有新意。的确，他们两人的近作无论在符号的选择上，还是在整体处理上都有着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他们的近作足以表明：只要从现实的根本问题出发，水墨画创作完全可以找到一条切入现实的途径，我甚至认为，它不仅不比其它艺术种类差，反而更容易体现民族身份。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进行新艺术实验的水墨画家不但要掌握水墨画的历史属性，还必须掌握当代文化中最有价值的文化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水墨画家与中国当代油画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孙：我以前曾经说过，中国画的传统需要清理，它有许多被遮蔽的东西一直没有经过理性的审视，中国画理论就是如此，现在看来，许多理论仍然很轻易地就被拿过来用，例如，今天还有不少画家大谈什么画画就是画人品、画学养、画胸襟之类，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人品好画就好，那古代的圣贤、孝子、烈女应该是大画家，今天的雷锋、焦裕录也应该是大画家；如果学养好才能成大画家，今天有几个人能够成为大画家，因为没有几个学养好的，陈寅恪、钱钟书学养好，可惜他们不画画；胸襟就更虚了，画好不好跟胸襟有什么关系？历史上和现实中一些贪官污吏能写个字、画个画的并不少，有的水平还不错，他们的胸襟倒是开阔，开阔得多少钱也塞不满。如果画画是一项伦理活动，能够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迅速提高，那么只要多办几所美术学院，我们的社会就不缺乏正人君子了。抽象水墨的玄学当然与“古玄”比，多了一些现代气息，有的甚至能够跟宇宙星云联系在一起，跟极其微观的原子、分子图谱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它们能带给人们一些新鲜的视觉经验倒是事实，如果一玄，一拔高就麻烦了，我总觉得谈玄谈虚有点像江湖上卖假药的，神神叨叨，这是一种传统的思维习惯，也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文化习性，如果多一些理性的、分析的精神，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较为清醒的定位和认识，情况将会好的多。２０００年月１１月于深圳园岭八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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