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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可染时间：2009-6-10 21:17:19文章作者：邹佩珠我和可染是两个苦人儿。我母亲在战争年代因在河滩洗衣感染了破伤风，一天后过世，父亲因此双目失明。家中有3岁小妹、5岁的三妹、7岁的弟弟，大姐只好外出找工作养家。家遭几次轰炸，赤贫无依，我是靠国家贷款上完艺专的。可染出生在一穷二白三无文化的家庭。他父亲先是打渔为生，娶了卖青菜人家的女儿为妻，勤劳持家，开个小饭铺。因父亲早亡，饭铺只好停业，姐妹又多，可染16岁即担起供养全家10余口人的担子。抗日战争开始，他投奔武汉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三厅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武汉失守、长沙大火，周恩来同志带领他们行军撤离长沙，转移到桂林、贵阳，最后到重庆。因长途跋涉，除身上穿的，他所剩无几。后又得知妻子病故，贫病交加，患高血压、失眠等症——几乎自身难保。我同可染的妹妹李畹是同学加好友，因此与他相识。那时他病得骨瘦如柴，手拄拐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1944年初，我们结婚后才了解他的实情——全身红点，瘦得只有一层皮，肋骨腿骨看得清清楚楚。我心酸难忍，但不敢告诉他妹妹，因为她还要靠哥哥帮助生活，如知此情况怕她不愿张口。当时我想，今后一定要在事业上扶助他并把他的身体调理好。因为在战争年代结婚，老人都不在身边，李超士教授做我的主婚人，林风眠院长为可染的主婚人，刘开渠是我俩的证婚人。结婚当天一起吃了顿饭，没有今天什么几大件。借了学校的木本色的单人床、一块画板和两把高腿条凳，借到了学校附近老乡堆草的一间屋，又向老乡借了一张桌面有裂缝、四腿会摇晃的方桌，一把窄的条凳。房子是土打的，地面墙面都七高八低。为表示为新房，我和李畹买了扫把和石灰，把墙刷了一下。不刷还好，一刷更花了，但是意思到了，是新房，再没有别的了，幸好我们有两双手。我们俩都是旧中国的目睹者，旧社会的见证人，战争年代的幸存者。我们俩又都是文化人，唯一的想法是如何为自己苦难的国家做些什么。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豪言壮语，令全国人民无比激动。可染更下定决心全身投入到中国画改革的工作中，用自己的成绩为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争得应有的尊重。我尊重他那种艰苦奋斗、谦虚求实的精神。他对知识的渴求似贪吃的饕餮，无止境。学生时代，可染进了图书馆就废寝忘食，中午吃饭时请管理员把他反锁在里面。为了在事业的探索中获得更大的自由、攀登高峰，他加强基本功修养；拜师求教，不断加深自身素质，一生不辍。晚年他篆刻了一枚印章“白发学童”。可染改革中国画的工作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中国画是我们的国粹，要想改革和发展，不花大力气是不行的，甚至用一生的精力还不够。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一棒接一棒、一代接一代传下去，如不能坚持到底，可能一无所得。可染深有体会，他说他一生没有做过好梦，经常从噩梦中惊醒。在高的阶梯上想再上一层太不容易了。他曾经有一印语“峰高无坦途”。后来，家乡徐州为可染百周年搞活动，我写了两句话：“历尽难辛闯四难，只为弘扬民族魂。”我敬仰可染，更因为他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和执着，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所以在与他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及他去世后的20年中，我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努力工作，从没有一天停止。1989年，可染猝然辞世，没有留下遗言。他的那部分遗产，今按继承法由法院分割处理了。惜！但我不能屈了他的一片爱国之心。今天把属于我的这一部分作品，作为可染和我及三个子女李小可、李庚、李珠的心意共同捐献给国家以筹建李可染艺术馆。我希望正如冯远同志在可染百年活动中说的：“李可染的艺术好比一口很深的井，越往下挖越有东西。”最近韦江凡因脑血栓在医院住了半年，刚出院回家，即给我来了个电话，激动地说：“可染先生常对同学们说，你们挖井，不能东一下、西一下，要深挖下去。”韦江凡说：“这次我在医院看到可染百年画集，越看越觉得可染先生人物画这口井、山水画这口井挖得多深呀！”我非常感谢！北京美术馆的建成，会使这批作品便于广大书画爱好者探讨研究，为后来者、外来者了解20世纪中国文化起到桥梁作用，为深挖中国文化这口井尽一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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