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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的真正难题时间：2010-12-23 22:45:34文章作者：孙文宪如何面对文化遗产，是一个始终困扰着现代社会的难题，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如此。上个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改造，第一次让人领略了这个难题的沉重；而近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如河南安阳曹操墓真伪的争议，湖南新宁等六地花费巨资为丹霞地貌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则使人意识到我们不仅至今没有摆脱这个难题的困扰，而且还陷得更深了。虽然从现象上看，今天对文化遗产的态度与过去相比似乎已有了根本的改变——当年要拆，今天要保；但纠结矛盾的根源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二者皆源于社会的现代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隐含的冲突。不同的地方仅在于，当年北京城改造的难题源于现代化建设与古城保护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今天的矛盾在更大程度上却是被日益膨胀的财富欲望所激起，许多人关注文化遗产的“热情”来自“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的投资心理，他们期待今天的付出能在日后获得加倍的回报，遗产保护成了资本欲望赢得合法性的一种运作方式。当文化遗产开始成为资本牟利的资源时，所谓的保护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倒成了使之消亡的催化剂。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来读解上述现象，可以说它们都是现代性症候的表现。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是促成社会现代发展的基本动因，“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98页)。现代性与资本的这种历史关联足以说明，在社会现代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摆脱资本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操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具有了二重性，现代性也因此含有了某种悖论意味。其源于《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这样一种特点：“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不断变化、弃旧趋新既是社会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若想获取现代身份就不得不接受的条件。现代化运作的这种现实状况意味着，如果我们拒绝现代性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不愿付出亵渎乃至舍弃某些文化传统的一定代价，社会和民族的现代发展势必步履艰难甚至无法实现。可是，对于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现代社会的不断变迁、崇尚时尚、喜新厌旧的生存法则，却彻底破坏了其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生态环境，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因此成了始终困扰着我们的一种现代性症候。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国家来说，现代性症候在文化遗产保护上还有另一种表现，它更尖锐更直接地触动了民族文化传统最敏感的层面，迫使我们必须做出痛苦的抉择。马克思在论及殖民统治对印度社会现代变革的影响时，曾涉及过这个话题。他说：“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的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其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第1卷682页)如此溢于言表的情感话语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并不多见，人们不难感受到作者阐述这个话题的沉重和艰难，从而不得不关注和思考马克思所揭示的这样一个事实：孕育和成就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或文化遗产是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密切关联的，后者构成了前者的生态环境。可是，后发展的民族若想跻身于现代社会，接受和享有现代文明，它却需要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甚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他者的文化并被迫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个事实意味着文化遗产在今天面临的真正威胁，实质上来自社会现代发展对其生态环境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遗产保护的真正难题在于，我们如何做到既能为文化遗产保留一个适应其生存的环境，又不至于因此而阻碍社会历史的现代发展，影响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合理诉求。波德莱尔恐怕是最早发现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的诗人，他幻想通过艺术创造来消弭这种对抗，使文化传统能够逃避历史的厄运，在现代社会中延续下去。为此他留下了这段常常被人引述的箴言：“美永远是、必然是一种双重的构成，尽管它给人的印象是单一的……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的一种，或是兼收并蓄，它像是神糕有趣的、开胃的表皮，没有它，第一种成分将是不能消化和不能评品的，将不能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475页)就在波德莱尔说这些话的1863年，他所在的巴黎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任塞纳省省长的奥斯曼作为拿破仑三世任命的总负责人，此刻正在对巴黎古城进行着大规模的改造，他拆除了巴黎城内大量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按照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重新设计了巴黎的城市空间。奥斯曼的大拆大建把古老的巴黎变成了一座旷世新城，使之成为现代大都市的典范。本雅明思考现代性问题的《拱廊研究计划》，就是以奥斯曼重建的巴黎为对象的。在后现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看来，奥斯曼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他是用“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态度”来改造巴黎的。哈维指出，“这种态度就如同一道命令，它将世界视为白板(tabularasa)，并且在完全不指涉过去的状况下，将新事物铭刻在上面——如果在铭刻的过程中，发现有过去横阻其间，便将过去的一切予以抹灭。”(《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2页)如此读解使哈维得出一个结论：现代性就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现代性为了“创造新的社会形态，不可能不将旧的社会予以取代或销毁。因此，如果现代性是个有意义的词汇，它就必须显示某个创造性破坏的关键时刻”。(同上)正因为如此，虽然如何评价奥斯曼的巴黎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认为巴黎城的这一现代性改建对文化遗产来说是一场灾难，却是争论双方难得的一个共识。强调面对文化遗产的真正难题源于现代性症候，并不是在文化遗产保护上为各种不作为和不端行为洗刷责任，而是想指出这个难题所以总在纠缠着我们是因为它的存在和滋长与社会的现代发展相关联，有着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基础。保护文化遗产所遭遇的困难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不是仅仅靠伦理批评，道德教育、公民觉悟和政府指令就能解决的问题。保护文化遗产最为有效的方式，还需要在深刻反思社会现代发展的过程中去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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