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脆弱的——本报记者林明杰与蔡国强对话

时间:2014/7/31 4:14:11文章作者:新民晚报 记者 乐梦融 陈怡鸣

蔡国强(前右)在作品展示现场

  来此“折腾”

  林:这次到上海的展览据说你曾犹豫了很久,最后是怎么下了决心的?

  蔡:因为你跟我说的一句话——这个城市需要一点精气神。我对这座城市有感情,几年会过来一下,这个城市需要我这样的人来。北京要我去办展,那里我做事情很方便。但我感到我还是应该来做一做,上海和北京不一样。

  我们不是为了成为焦点而做作品的,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做作品的基本动机,是我们自己想看到好玩的东西,这也是最大的动力。

  林:我觉得你去北京是锦上添花。那里的艺术圈很热闹了,很繁荣了。而你到上海点个火炸一下,比较具有未来性。

  蔡:我跟上海感情确实是很深。这里没有人特别爱我,当然也没有人不爱我。他们没有让你做不成,也没有很积极地做什么,这点很好啊,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

  林:君子之交淡如水。

  蔡:上海就是淡淡的,这个很好。没有了很多应酬,我可以思考作品怎么做。

  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

  蔡:对,有空间。说明这个城市足够大,比较自信。上海很务实,公安部门冒着风险让你在黄浦江上放那些爆炸物;旅游局提出他们可以用双层巴士送观众来看展览;环卫局说可以帮助我们做厕所;连当地居委会主任也来帮我们讨论停车的问题,爆破当天通知附近居民不要出来看,落实到户。大家对我做的作品可能心里还犯嘀咕,可是很愿意帮助,也不提要求。我会很诚恳地跟别人讲我的作品,大家都会理解了,就愿意帮忙了。

  挑战忌讳

  林:每次展览,你都会挑战一下展览举办地、举办国的“忌讳”。譬如在美国,你就在圣诞节炸了棵“黑色圣诞树”,是吗?

  蔡:在巴黎也是。他们请我去做作品,我说要在塞纳河上做《一夜情》。他们一下子也接受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他就说好吧好吧,让我把方案给他。结果他们觉得这个方案太天才了,非巴黎莫属。

  林:这次在上海的展览,你想刺个什么痛点?

  蔡:我主要是针对现在的环境生态问题,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环境生态其实没今天这么严峻。世界上很多艺术家已经做了很多好作品。但今天我们环境问题很严峻,艺术界却都在陶醉那些商业性的东西,所以我既然回来这边,就想针对生态问题做一些,至今很多人都写到我的《九级浪》和黄浦江那个死猪,新华社记者也写出来,那天在岸边外国记者也问我,这个跟死猪也有关系吗?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个问题就比较敏感。

  林:船上载着动物,灵感就是从那里来的?

  蔡:跟那个也有关系,上面有很多动物,奄奄一息,但没有猪,我有时候不愿意那么直接,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怀念。

  在巴西,我讲演完了以后,有一个人问我,蔡先生,你会不会哪一天担心你江郎才尽,会不会有担忧?我说我不会有担忧的,因为我未来打算去风景最漂亮的地方写生,我连这个都想到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一次我一到上海,就提着画箱,去画风景画。我老了就这样很平静和谐地生活,没有什么好怕的,明年后年没事干就画画。

  脆弱之“术”

  蔡:艺术本身是脆弱的,艺术家也是脆弱的、普通的,这样他才真实,才能引起很多的共鸣和理解。如果艺术能够指点江山,率领社会,就远离了艺术本身的功能,有些时候会让人感到不可信。

  林:艺术变得张牙舞爪。

  蔡:变得能判断是非。

  林:有时候你会觉得恐惧,艺术会成为让你有压力的东西吗?

  蔡:我们不要一直聊美术界,好像把他们太当一回事了,其实美术界也是很脆弱的、渺小的,在人类社会生存不易。艺术家就更脆弱渺小了。正因此,艺术家才是自由的。艺术家要是太重要,就不自由了。艺术家对社会没有那么大的贡献,所以才可以随便玩,艺术家要是说一句话社会就有所改变,那他就什么话也不敢说了。这些陶瓷都炸碎了又怎么样呢?没关系的,我想通了,炸碎就炸碎了,碎片堆在一起也是一个展览,春夏秋冬的坟墓。

  林:艺术是人类力量的实验室,而且是最安全的实验室。有的东西不能想搞就搞,否则会出乱子。但是艺术不要紧啊。

  蔡:正因为它是渺小的,所以它才是真实的,正因为真实它才有力量,他也许显得很大但那是假的,我们就先把自己当做是真实的吧。我们躲在一个小地方,玩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