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述评

陈履生

“红包”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普遍的一种用于解决关系的现象，关乎到各行各业，不足为奇，不足为惧。面对这种社会的“潜规则”，轮到说美术评论界的“红包评论”的时候，已经小到不能再小了，事小，钱更少，几乎是到了一个楼层的最下一级台阶。如果往上走一个台阶，各种走穴活动中的“红包创作”，可不是一篇评论文章那可怜兮兮的数量有限的小小的“红包”。评论家是当今艺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经常被人拉到东、拽到西；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而评论家个个都知道批评的品格，也想坚持独立性，可是，品格不仅仅是关系到批评家的个人，还关系到包括被评论对象的社会的方方面面。

说到“红包”，感觉是私下和见不得阳光。“红包”加上“评论”成为“红包评论”， 也好像难以启齿；再好，品格也受影响。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的“红包”只是被评论对象给批评家的稿费。如果说是劳动所得，那又是无可厚非。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去批评或指责画家卖画，为何评论家卖文多年来却不能为社会所接受。核心问题是儒家的文的清高，不能沾染铜臭气。因此，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为文的批评家都只能屈就于儒家思想的传统影响，心甘情愿承受社会的不公与社会的监督。评论的商业化，正如同艺术创作的商业化一样，是商业社会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不可避免，难以遏制；关键是如何认识，怎样对待。面对普遍的艺术评论商业化的倾向，首先不要像过去那样企求评论的品格和独立性。在当今社会中，品格可以坚守，独立性却难以存在。如果自然地看待这种商业化的评论，那么，观者的选择心理就应该建立在阅读商业评论的基础上，因为这种商业评论是滋生在商业社会之中。而评论刊登在媒体上的过程可能就已经是商业中的一种交易，在“版面费”比较普遍或处于常态化的当下，如果要求评论的品格或独立性，那就严重脱离了现实。

评论是建立在社会基础上的批评家的一种个人行为，批评家或多或少会受到社会的影响，既有七情六欲，又有衣食住行。如果退一万步是处于真空之中，在真空中的评论最终还是要拿到现实中来，第一关就会遇到被批评的对象。包红包的艺术家个个都是爷，他先把评论中的一些不顺眼、不入耳的段落、语句删掉，等发表出来的时候，连批评家自己都不堪入目的时候只能是无奈，不能为这个事情打官司；接着就是批评家受到社会的谴责。等再回头看这一评论写作过程的时候，“真空”已经不复存在。

想想批评家却是很可怜，一流的画家和一流的批评家相比，其稿费的差异多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少也有十倍八倍。何况画家是一次付费，多次使用，连篇累牍，平均到每一次使用也就是千儿八百块，实在是便宜之极。再想想，批评家除了十年寒窗之外，还要像一个书虫一样不断充电，能够混到一个“著名”二字的时候，也到了中年之后。再看看，80后的当代艺术家已经赚大钱了，80后的批评家还在山上吃草呢。想想这些，还说“红包”什么的，可能会于心不忍吧。但，这不是为当下艺术评论的商业化解脱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