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述评

陈履生

由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于1919年在其母校斯坦福大学创办的胡佛研究院（全称“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院”），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然而，当你迈入它大门的时候，感觉也不过如此。怎么也不会想到它的容量——拥有9个图书馆、160万册藏书、6万个微型胶卷和2.5万种期刊，共约4000万件的珍贵档案。在这一个资料的海洋之中，有一批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叱咤风云的花鸟画家张书旗（1900－1957）的资料，这是其家属捐赠的。

张书旗对于今天的中国美术界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生疏的名字。可是，70年前的1941年，他的巨作《百鸽图》（162.5×355.6cm）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祝贺罗斯福总统三次连任的礼物，赠送给美国政府，成为进入白宫的第一幅中国画，后来长期悬挂在白宫。这无疑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的一种选择。1947年春，张书旗归国，上海画界举行联欢会欢迎，远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陈之佛、黄君璧、傅抱石等专乘赴沪参加欢迎仪式，并有7人合作画的传世。由此可见，张书旗在当时中国美术界的重要性。另外，他的重要性还表现在他自1941年赴美讲学之后在美国推广中国画艺术的贡献。显然，中国画在今天的国际影响离不开张书旗等前辈的早期努力。

在胡佛研究院所藏的有关张书旗的资料中，有一些他与同时代画家的交往资料，其中所反映的这一代人在对外交流中的时代期许，于一个历史过程中所显现的开拓者的努力，用心之良苦，在当今频繁而广泛交流的现实中却表现出了特别的意义，因为星星之火与燎原之势的关系，其中拓荒者的劳绩亦可自成美术史的篇章。

1941年4月23日，比张书旗小4岁的傅抱石将自己的手稿《中国绘画思想之进展》作为“赠别”的礼物。傅抱石在这篇文章的开篇中说：“中国绘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样式。”傅抱石所说的中国画的核心问题，在70年前的国际社会中还是一个难以为外国人认同的文化盲区，而那些汉语还不太熟练的“汉学家”，还在像猜谜一样琢磨文化差异中的一些表象问题，中国画的“写”更是像天书一样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傅抱石的期许是希望张书旗到美国之后能够“发皇国华”。比张书旗大14岁的国立艺专校长吕凤子则赠送了他成于1938年的《中国画义释》（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刊行）；而与张书旗同庚又同乡、同事的吴茀之，也以手稿《中国画谈助》相赠，期许其中关于中国画的起源、分科、派别、内容、师承，“对外国是值得介绍的”。

1943年2月22日，徐悲鸿流寓贵阳期间，在给张书旗的一封长信中对他在域外的“为国宣劳”，表示出了“钦佩无以”。今天看来，这些时代的期许和时代的赞许，或者是平常，或者是过誉，可是，如果抛开已经过去的那些早期传播和推广的意义，来看这些时代期许的意义，在今天好像还是有着现实的指向。70年前的时代期许，其主要内容因为今天频繁而广泛的交流，对于个人来说已经不重要，然而，对于中国画来说，今天的时代期许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今天还有多少人会像70年前的前辈那样对于发展中国画能够表现出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时代责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看，张书旗的工作在今天可能作用不大，傅抱石、吕凤子、吴茀之的时代期许的内容在今天可能也不是十分重要，但是，傅抱石、吕凤子、吴茀之的时代责任感，以及张书旗的时代担当，仍然不能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忘记。今天，面对因为长期的融合而表现出的中国画独立性逐渐丧失的问题，应该有时代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