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高处走,低处怎么办?
陈履生 和水往低处流的道理一样,没有水的地方是荒凉,而没有人的地方,肯定也是荒凉。这是一个生态问题,自然生态的问题比较好理解,可是,文化生态的失衡不仅是不容易察觉,而且也不太好理解。这几年,中心城市之外的各地美术人才纷纷走向大城市,尤以北京最为集中。一等有本事的人,被调到国家事业型文化单位,画院、研究院等等;二等有本事的人,自己调自己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入区的入区,进村的进村。后者反正没有了“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想怎么就怎么,也无关乎大局;可是,前者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的文化生态。 想当年,最高国务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建立中国画院。上海中国画院在筹建的一开始就准备调在江南享有盛名的傅抱石,因为江苏省委不放人,由此有了江苏自己筹建国画院的历史性决定。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江苏省委高度重视自己的人才;二是有实实在在的因人设事的举措。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傅抱石被调到上海,就不会有江苏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在全国具有样板示范性的作用和影响,也不可能有名垂20世纪美术史的江苏画派。如果接着说,假如像现在这样,把江苏的傅抱石、钱松喦,陕西的石鲁、赵望云,上海的丰子恺、吴湖帆、唐云,广东的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等在地方上扛旗的名家,都调到北京来,都成为北京中国画院的画家,那么,20世纪中后期的美术史将是枯燥乏味的。如果只有北京中国画院,而没有上海中国画院,那显然就没有了中国画不同地区的不同面貌。 虽然历史不能如果和假设,然而,历史的经验却值得注意。中心城市与地方美术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国家文化生态的问题,是保持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基础。没有吴门画派、金陵八家、扬州八怪等等地方性的画派和地方性的名家,只有院体和宫廷画家,中国绘画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将大打折扣。在一个文化生态链上,适合区域文化传统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区域性的阳光雨露的滋养,区域性的物种反映了自然的可能性,因此,适应性是文化生态基本的因果关系。在当下越来越国际化的现实中,趋同已经成为文化的灾难。在中国,地方上的著名画家越来越集中到中心城市和中央单位,地方上没有人扛旗了,整体实力降低了。因为生态失衡所造成的地方文化发展中的问题,东南西北集合到中,地方美术的建设和发展缺少原来的活力和影响力,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从另一方面来看,集中到东南西北各地人才的中央单位,虽然人才济济,提高了整体的实力,艺术的形式风格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色,可是,多样性的反面,容易形成大杂烩的弊端。而从道义上来看,不栽树,只乘凉;不播种,只收获,也有欠安之处。反过来看,地方上如果确实重视人才,有心慰留,又有得力的措施,相信目前的状况会有所改观。当然,人往高处走和水往低处流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一看来是规律性的问题,为何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没有显现。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当时各地方政府和艺术机构不仅重视人才,而且高度重视培养人才,那时候强调人才的系统性(地方性),是其保持地方艺术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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