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重艺术创作的谱系

　　管郁达

　　和那些也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在美术学院接受了正规、完备艺术教育的艺术家有所不同：董重的艺术启蒙和艺术教育基本上是在家庭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完成的。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董重的艺术创作中，对那些喧嚣而来的艺术潮流、艺术规范的偏离、漠视和对内心世界中的“自我”、对“肉身”与“灵魂”问题的关注，这一对貌离神合、相辅相成的矛盾始终奇妙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董重艺术创作迄今为止非常重要的两个线索。从他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带有涂鸦风格的原始表现主义作品，到最近几年这些兼有嬉游与幽默特点的、表现“身体”狂欢的绘画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出董重艺术创作与众不同不同的追求和“谱系”(genealogy)。透过对董重艺术创作“谱系”的分析，我发现、并逐步认识到，艺术家与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并不仅仅是一种确认、肯定、依附与顺从的关系；艺术家不能仅仅满足于充当一个时代的应声虫，相反，他可以根据戏仿、反讽和妄想来对现实性进行破坏性的使用和颠覆，他完全可以超越这个时代来创造自己的世界。对一个真实的艺术家来说，所谓“时代”，不过是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艺术家的任务不是去拒斥它，而是将其夸大，将其发挥至极点，让这种假面举行一次盛大的狂欢，最终让它轰然坍塌、倒下。这就是“除魅”时代的“解构”工作，也是今日艺术实验和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日常性：生活世界中的涂鸦与游戏(1990——1994)

　　董重的艺术启蒙与学习得益于家庭教育与周围的文化环境。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毛”所代表的文化专制主义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兴的、带有强烈浪漫主义气质和启蒙主义色彩的文化理想主义时代的到来，孕育、催生了以“八五新潮”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艺术运动。作为“八五新潮”主要的现场之一，贵州现代艺术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现代性的普世性经验与地方性知识的交汇与融合。作为贵州现代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董重的父亲、著名艺术家董克俊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新的艺术探索与实验，并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令人羡慕的艺术圈子。那时的董重十七、八岁，正在上高中，处在一个人的青春成长时期，耳濡目染，受到影响必然很大，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了学习定向与生活态度两个方面。

　　在早期的艺术学习过程中，董重从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一些艺术家身上学习了一种质朴、单纯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和一种直接有力的表现手法。他1990年前后的画的一批作品就强烈地体现这种影响。这批作品将日常生活中的昆虫、蚂蚁、蜻蜓、椰子等事物入画，并将这些事物拟人化，赋予它们各种人所具有的情感和欲望，给人的感觉很象是儿童的游戏与涂鸦，体现了一种观看的纯真。董重的父亲对这种观看的纯真给予鼓励，并放任他在一个幼稚的幻想世界中的游戏与涂鸦，而没有滥用作为父亲的文化专制权力和权威对此进行管制。日后，董重在跟我谈到这些影响时说，父亲对他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在生活中对艺术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热爱，并将这种热爱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方式。的确，看董重早期创作的那些涂鸦意味很浓的作品，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自由无碍、放任游戏的童心和胡思乱想的快感。尽管每个人在艺术启蒙和学习过程中都有过这样的自由涂鸦与游戏的起跑，但当他们在冲向终点的过程中，却在文化的清理与管制中逐渐丧失了这种自由涂鸦、游戏与妄想的能力，成为现实性与生活世界的同谋。而值得庆幸的是，大概是由于早年特殊的学习经历，董重的艺术创作一直保留了一种“业余”的性质和“不成熟”的未完成状态，尊重生活的日常性，并把这种日常性作为艺术创作的常态，这就使得他很难被卷入艺术潮流的旋涡中随波逐流；或是在艺术规范的教条中裹足不前。我一向以为，真正的艺术家其实有些象一棵树，按照自己的天性与方式自我生长，各生其生、各死其死。董重早先的那些涂鸦与游戏之作，不但是艺术家艺术启蒙与学习过程中少年心性的证据，而且也透露了他以后艺术创造中那些匪夷所思的形象的由来。

　　二、“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原始性与表现性(1994——1997)

　　“地方性知识”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阐释人类学中创造的一个概念。这里所谓的“地方性”，并不仅仅针对地方、地域、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还与“情调”有关。也就是说，凡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其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的想象能力相联系。吉尔兹认为，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按照地方性知识的观念，知识究竟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有效？这正是有待予我们考察的东西，而不是根据某种先天(a priori)原则被预先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