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高兴能来参加这个研讨会！肖峰先生应该说是我的师叔师伯一辈的人，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导师周本义先生就经常提到肖峰先生，并且还举办过肖先生的小型作品观摩，非常幸运的看到过肖老师的作品，包括在苏联画的石膏、人体油画等。他俩是在列宾美术学院时的同学、好朋友，在《肖峰传》（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版）第132页就写到“肖峰一家来到了上海，他们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学周本义的帮助下，借住到‘上戏’招待所的顶楼。”可见他们关系不一般。40多年过去，今天再次看到这些作品十分感动。
首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辈人是怎么学习的。现在很多学生在考美术学院以前就接受过很长时间的训练，考进去之后就不怎么学习了，甚至有人问学习美术有什么意义。提到意义问题我觉得肖老师那一辈人——不太谦虚地说也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学习时还是非常认真刻苦的，我们觉得考进大学十分不容易，考进之后就应该不断地努力学习。我记得周本义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当时中国选这些人去苏联留学要达到很多条件（当然首先是政治条件要好），他们在苏联学画画的时候经常在自己的画板上用俄文写上为祖国而学习。虽然今天看来这样做有一些教条主义了，但当时他们的确实这样做的，像肖老师这一辈人，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留下来的大量作品，没有刻苦的精神是画不出来的，这一点在当前青年一代、少年一代的教学中是非常值得提倡也是很有意义的，在这一点上，肖老师这一代人起了很好的楷模作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肖老师、宋老师的人生，他们这一代人就像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从烽火童年中走来，一直到老年创作这么多作品，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们的创作首先是表达了一种非常深的生活感受，他们这代人所敬仰的、所崇拜的和为之奋斗的理想，他们表达出来了，他们从战争中过来，亲历战争，这是很宝贵的人生经历，他们是非常真诚地画这一代人的，并非带有其他目的，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崇高感的表达，包括画陈毅、粟裕、胡耀邦。这里面有一种深情，这种深情是这一代人特有的，是否能表达得好，本身也和自身的理想主义和对生活的态度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种创作态度、意图在当前是非常难得的。是非常值得重新去推崇的精神。
第三点是关于文化交流。我们常常谈到各个派，不管怎么样，苏派艺术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的，他的积极意义是极大的，消极意义是很小的。也许徐悲鸿那一代他们从法国学习了写实主义以后，也立足在国内想打开一个局面做出对中国画的一种贡献。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建国以后，我们国家的目的当然不是主要为了艺术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艺术家、需要绘画比较直接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甚至在极左的年代是为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做一个图解，在这样一种背景和要求下，需要绘画能够表达人物，这个表达人物恰恰正是我国传统艺术发展到明清阶段最薄弱的部分（我们的中国画到明清已经不会画人了，民国也是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在画），在这样一种条件下，需要美术为政治服务，做好一个图解的工作，必然需要从创作观念、表达方式以至技法上、构图上、造型上等等方面很好的学习“苏派”，这是一种政治需要。但是从历史的、客观的评价来说，它对中国的艺术、对中国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对整个艺术观念上的补充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建国以后人物画包括中国画的人物画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不能不很大的一部分归功于“苏派”绘画的。但是又反过来说，我们去学习的这些人，他们在引进苏联绘画精神、技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民族化绘画的探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就以肖峰先生的画为例，他画《辞江南》（毕业创作）是在苏联画的而不是在国内画的，不是说我们在六十年代以后我们党明确提出偏左一点的口号“民族化”时期画的，是他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就注重了这个问题，这也看出当时苏联的老师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注重让这些中国学生发扬本民族的精神；作品的色调和造型都本能地体现了民族化的精神。我觉得这一点很不容易。包括罗工柳先生、全山石先生都很重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种交流既有引进又有民族精神的弘扬，像这一代人能够兼顾到这样的问题而且能够身体力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我们这一辈尤其是我们下一辈林林总总那么多新问题提出来讨论、提出来质疑、提出来反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老一辈、我们的前辈还有更多的优秀的品质、优秀的精神还没有被我们认真地接受过来和认真地弘扬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首先还是应该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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