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过萧峰和宋韧的画展以后，非常高兴能来参加这个研讨会。肖峰先生一直是我所景仰的艺术家，他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艺术教育家。今天我们主要是谈他的绘画创作方面的成就，其实我觉得他在美术教育方面的贡献和成绩也是不可忽视的。

　　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美术事业，在经过了极左的封闭禁锢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美术教育已经濒临绝境。而浙江美术学院受到的打击更为深重，江青那些人对浙江美术学院可以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什么“形式主义的大本营”等等罪状全加到浙江美术学院头上。在那种情况之下，老一代教育家筚路蓝缕，苦心经营。80年代之后，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浙江美术学院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而更改校名为“中国美术学院”标志着学院历史新阶段的开始。这一段历史，肖锋同志是功不可没的。我曾经听到浙江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说，肖峰先生担任浙江美院院长期间是中国美术学院“黄金时期”的开始……我从不止一位朋友那里听到类似的看法，老教师、年轻教师都有相似的感觉。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是有了，但在美术教育领域如何具体化，如何落实，确实需要硬着头皮“摸石头过河”，确实需要开拓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当然，包括浙江美术学院在内的各地美术院校力挽狂澜，将奄奄一息的中国美术教育抢救、扭转到一个新的充满生气的局面，是在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之下实现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里面有像萧峰这样的艺术教育家的胆识、眼光包括他的艺术修养在起作用。而浙江美院在中国美术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还没有认真分析和总结。现在我们再来回顾那段拨乱反正的历史，可以更加清晰、更加明确地看得出来肖峰先生的辛劳工作。这是值得在中国教育历史上大书一笔的成绩。

　　我们在谈到他的绘画创作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点，像萧峰这样的艺术家，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因为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个党的干部，是服从分配、按照上级的安排去做美术教育工作的。文革后期，他在上海画院工作，绘画创作刚刚取得可喜成绩时，服从分配去美术学院，那是在“百废待兴”时期去美术学院，明摆着要少画画，要把精力从艺术创作转移到行政工作上去。有一点类似经验的人都知道，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完全不同的两种“境界”。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他的这么多好作品，我和大家一样感到惊讶，有好多画都是在他为学校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日理万机”的时候画的，这更加让我们敬佩。

　　肖峰和宋韧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代表性，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经历的的画家：青少年时期投身革命，经历了漫长的战斗岁月，又转过来从事绘画学习，再肩负艺术和行政双重重担。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为了行政工作而中断了早年所心爱的艺术，只有少数人坚持下来了，他们两位是比较卓越的代表。但是在他们两人身上另外的相同点就是乐观主义，回忆过去，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放弃，我就觉得他仍抱有一种信念，对个人生活、艺术与前景的信念，在看到肖峰先生的文集里面有一段话“人生是一个畅快的世界”，我觉得这句话很能够体现他个性的特点。不管是在他当院长期间还是退下来以后，不论开什么会或搞什么活动，只要萧峰在场，整个气氛就能活跃起来，甚至在本来不太协调的、大家不太愉快的场合，他也能调动、扭转大家的情绪，使气氛变得活跃起来。这一点我觉得是了不起的，我非常欣赏他的这种风度。

　　作为一个艺术家，萧峰并不因向往“畅快的世界”和“愉快的事业”而失去深沉的思考。他的那些代表作蕴含着悠长的诗意，乐观而不失深沉。像早期的《辞江南》，中期的《拂晓》等作品，将宏大的历史、细致的人性、蕴藉的诗情融合无间。让我一看再看的画是他1999年的作品《耀邦同志》，可以说这一张画不仅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杰出领袖人物的气度、格调，而且透露出肖峰对他所经历的百折千回的历史的看法与评价，它对人生、对生命的意义的看法。这幅画的构思、背景以及胡耀邦同志的一种神情，都是非常值得玩味的，这张画充分显示了肖锋同志的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