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美协原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前院长、浙江省美协主席肖峰及其夫人宋韧女士从艺60周年，他们夫妇的画展，将于5月28日在杭州拉开帷幕，并将在京、港、沪等地举办为期一年的巡回展览。围绕这次展览，记者近日走访了肖峰夫妇。
    
    王：肖老师，您和宋老师以前举办过个人展览吗？

    肖：说出来你也许不信，这么多年来，我和宋韧从来没有举办过任何的个人展览。2004年的这次展览将是对我们这几十年从艺、从教生涯的一个回顾、一个交待，因此，我们非常重视。

    王：围绕这次回顾活动，将有那些内容呢？

    肖：我们初步计划在杭州、北京、上海、香港等地举办为期一年的一个巡回展览。此外，我们还打算委托美院出版社帮我们出一套系列的画册：我的、宋韧的以及我们俩人合作的作品各一本。从艺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出过像样的画册，唯一的一本也是1988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为我们出的一个名为《肖峰、宋韧油画选》的作品集，只有50幅画左右的一个小薄册子，这和现在书店里摆着的那些装帧光鲜的画册相比实在是显得有些寒碜了。另外，上海出版社、浙江人美也准备帮我们印一些专题性的画辑和小的明信片及两本文集。
    
    王：肖老师，据我所知，您从1983年任浙江美院院长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怎么画画了，这次展出的作品，很多是你从院长岗位退下来后画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作出这么大的牺牲值得吗？您怎样看您做院长的这10年？

    肖：“文革”后，我们迎来了文艺创作的春天，有许多深入生活的设想及创作构思，有待自己去努力实现，恨不得一天能当二十年，争取把过去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但是1982年，当时浙江美院的领导一次次地去上海动员我回母校工作。莫朴同志不顾年迈，几次到上海与我深谈，逐渐将我这颗“永不再回杭州”的心温暖过来。回到了杭州，一个画家所向往的热爱的事业，当然是艺术创作，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有这样一个特点，一旦组织上需要，很本能地就把它视为自己的天职。那么大一个学校交给你，自己总需要对得起党的委托和师生员工的期望。逐步地，我体会到个人创作是一幅小型的图画，而学校的发展和改革则是一幅大的图画，我是把学校作为一幅大型的创作来对待的。对个人来讲我本可以在画室里潜心作画，而今天创作的时间少了，自己的精力几乎全部用在学校的事业上，这当然是个牺牲，但换来了学校更大的发展，眼看着一批批毕业生走向社会，学校的声望在社会上一天天提高，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感到无比欣慰和喜悦。

    王：我看过您的很多油画风景，优美的灰调子令人非常难忘。您曾经说黎冰鸿是“一团火”，事实上，您给人也是“一团火”的印象，而您的画却如此优美动人，为什么您给人的印象与您的作品反差如此之大？

    肖：人们常说“画如其人”，系指人的品格、素质与其作品的一致性。凡高的激情，所以产生了他有力的笔触；莫奈的多情，所以出现了丰富多彩的风景。我在写生中喜欢银灰色的色调与我生活中的热情奔放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色彩的运用，不外乎协调性的色调和装饰性的色彩这两大类。协调性的色调源于大自然，因为事物本身就是协调的，只是画家如何去认识它并表现它。装饰性的色彩更多地强调人为的处理与表现。自印象主义后，画家大多强调光源色、条件色等自然界相互关系的因素。但我在画画过程中发现，我国民间艺术很重视物体的固有色及其相互间对比统一的因素。一直被称为“雅文化”的中国水墨画强调“墨分五色”，以其黑、白、灰之变化而体现万紫千红之风采。我十分赞赏我国民族传统所追求的这种高境界。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画过许多风景写生，记得当时的导师B.阿涅斯尼柯夫与A.梅尔尼科夫等老师曾指着我的风景讲，你应该从你们民族传统水墨画的色彩中找到你色彩的定位，他们促使我向着追求油画墨韵的方向努力，这就是我探求银灰色色调的最初契机与初衷。我觉得，色彩、色调是反映自然生活与自我情感的手段，一切要从生活出发，从实际出发，从内容出发，而不是脱离现实的主观臆造。例如阳光灿烂的南方景色，总不能臆断为灰蒙蒙的北国风光吧。要从生活的实际出发，这是我在学习色彩过程中的一种追求，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认识提高和总结。

    王：您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创作的《拂晓》是我国油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之一，您能谈谈创作这幅作品的情况吗？

    肖：1949年，我们随军解放了上海，亲历了我军严守入城守则，遵守《约法八章》，不入民宅，露宿街头的感人情景。加之，自幼在部队的生活，许多感人的军民鱼水情谊，一直激励着自己创作的激情，自建国初期就开始构思一系列欲表现我新四军及陈毅等同志业绩的题材。例如《战斗在罗霄山上》、《云中美人雾里山》、《往上饶的路上》、《辞江南》、《驰骋在苏北平原》、《逐鹿中原》、《饮马扬子江》、《拂晓》等题材。　   《拂晓》是这系列构思中的一幅，由于文革中“四人帮”对许多老帅的迫害，陈毅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怀念之余，促使我在“四人帮”粉碎不久就急切地画出来。画面上，繁华的夜上海一片沉寂，这时已无战火，不闻炮声，只有高楼大厦上的霓虹灯还在闪烁着红红绿绿的光芒，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挎着雨衣的陈毅与栗裕同志一起，踏着湿漉漉的马路，巡视着正在街头的指战员们……画面的中心人物——老战士和小号兵——正是长期部队生活所熟悉的人物。“不入民宅”，这是陈毅同志在解放上海之前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规定的一条入城纪律，也是他送给上海人民的一份“见面礼”，这份“见面礼”继承和发扬了我党我军革命优良传统的美德。在我党优良传统遭到践踏的时候，我把它画出来，是有着现实意义。艺术是发自内心的火花，但愿自己所说的语言是真诚的。

    王：在您的创作生活中，您认为哪些作品是您自己的代表作？

    肖：说到代表作，我认为还是那些反映战争题材的作品，毕竟这些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有真情实感的东西。我个人一直认为优秀的艺术品具有真、善、美的品质，所谓真就是客观真理，是令人信服的基础；善是指合乎道德标准的东西；而美就是真与善的内容同和谐的形式统一，三者之间应该是水乳交融，互为依存的。也只有这样的艺术品才是真实感人的。

    王：那宋老师您呢？您怎么看自己的作品？

    宋：关于这点，我和肖峰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有着几乎相同的人生经历：他在新安旅行团长大，我在解放区生活；他父亲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战争则使我失去双亲，成为孤儿……我们经历上的这些相似之处，我们共同的生活道路，决定了我们的艺术，“烽火童年”注定了我们的作品更多地投向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那段历史，决定了战争题材的绘画与我们总是关系密切。可以说，我们的艺术是历史的产物。

    王：宋老师，我从您的一些作品如《小八路》中看出您对战争的回忆还是比较浪漫的，您是怎样看待您的那段经历的？

    宋：我在解放区的那段生活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那是一个物质生活极度贫乏，而精神生活却极大丰富的时期。那时的领导对我们“红小鬼”做到最大照顾，我们岁数小，上不了前线，但还必须要想方设法地把我们藏起来。《小八路》的主题是“在反扫荡的日子里”，我在这幅画中所表现的那个愉快玩鸟的小八路的形象，就完全来自于生活。它是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为基础，是自己熟悉的，是有感而发的。很多战争题材都是表现苦涩的，但我认为“战地黄花也是香的”，这使人们看到生活中美好。有些看了画的人甚至开玩笑说，画的是我和肖峰在谈恋爱。这张画在后来展出时，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有人要买，在奥地利有人甚至出到17万美金，在新加坡等国家也是如此。由此看来，艺术一旦动情，它的感染力，是无所谓国界的。在这方面我和肖峰是有相同的感受的，这种几乎相似的生活，使我们在许多历史题材画的合作上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王：那宋老师能不能谈谈您和肖老师的一些合作的作品？

    宋：我们合作的作品很多，如《风华正茂》、《水乡》、《拂晓》等等，严格说，我们作品无对方的参与绝对是不可能的，像《小八路》，肖峰就动过笔，而肖峰的很多画我也动过笔。

    王：宋老师，您以前是中央美院的老师，中央美院当时油画系有那么多优秀的油画家，你能立身于此，是很不简单的，您后来是怎么到中国美院来了呢？

    宋：1956年的时候，我被中央美术学院留了下来做老师，那时油画系人才济济，有吴作人先生、侯一民先生、李天祥先生、韦启美先生等等，我是他们系的第一个女老师。

    我是1961年调到浙美就是现在的中国美院来的。我和肖峰早在1959年就结婚了，结婚后为了结束两地分居的情况，我和肖峰之间需要有一个人调动。我们都是学油画的，当时，浙美的油画力量比较弱，所以组织上就决定让我调过来而不是肖峰调过去。我记得我们刚到这里来的时候，学校分给我们一间小的宿舍，就在现在的潘天寿纪念馆附近。我们进门后，两个人把背包往床上一扔就跑出去画写生了。我以前一直是在北方生活，刚来到杭州的时候，无论从个性、情感、地域还是为人处世的方式上我都不是很习惯。尤其是这里的雨，连绵不绝的，让人不舒服。我经常在发牢骚的时候就说，南方的人跟南方的天一样，阴不阴，晴不晴的；而且在说话上，我也常说“你们浙美”、“我们中央美院”等等，总之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磨合过程才适应，那一时期真的是很不适应。

    王：有人说您现在是个建筑家了，您从一个专业画家走向一个“杂家”，“杂家”对您这个专家来说有什么样的裨益？

    宋：说我是“建筑家”，最初是由巴黎国际艺术城的布鲁诺夫人说的。她在向别人介绍我时，总是说我是中国的建筑家，而不说我是画家。这大概是因为她来我家玩过，对我的房子比我的艺术印象深的原因吧。

    我是个兴趣比较广泛的人，对园林、建筑、茶道等都很感兴趣。特别是我1988年从法国回来后，对东方的、中国的传统产生一种迫切的认识的需求。到了西方，我才发现，只有了解了西方，懂得了东方，通过比较、借鉴之后才能受益。我们很多老艺术家，如关良、丰子恺、吴冠中、林风眠、吴作人……他们中国传统底子就很深厚。关良先生原来是搞音乐的，而且他还是一个戏曲“发烧友”，他家里京戏的行头很全，随便拿出来就可以成戏，这对他后来京戏人物的塑造很有帮助。丰子恺先生，他的文章亲切、随意，无丝毫做作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比如他写吃螃蟹，就把螃蟹的诱人味道通过他吃蟹的父亲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在看了他写的这篇散文之后，每次在吃螃蟹的时候便禁不住会想到他。再比如说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先生，他既是园林学家，又懂绘画、昆曲、诗歌，还是散文学家……他的博学，他的全面的综合素质，以及对中国历史了解透彻，对他从事建筑有很大帮助。所以我常说要多读书，从多方面汲取知识，这种“画外功”的修炼，对艺术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在退下来重新读书时，越发体会到从另外姐妹艺术中去借鉴也很重要。但现在我们是时间上的穷人，很多东西，当自己感觉到缺憾时，已经没有时间。

    王：谢谢你们接受采访，祝展览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