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货币的铸造、发行与流通，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同货币一样，纪念章的产生和兴起，也是和当代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纪念大铜章，作为纪念币(章)海洋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世界各国，诸如意大利、法国和前苏联的造币厂很早就铸造过。1929年，我国也曾委托美国有关厂家制作过“孙中山安葬”纪念大铜章。然而，我国纪念大铜章的蓬勃兴起，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年代。

　　1979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订的方针政策，使我国生产力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稳定，社会欣欣向荣，并且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需求也日益高涨。盛世铸章，这就是我国当代纪念大铜章兴起的历史背景。

解放后由国家造币厂铸造的第一枚大铜章，著名的雕塑家张充仁先生设计（香港东南纺织公司成立30周年纪念章）

　　1979年，我国著名的雕塑家张充仁先生设计了一枚“香港东南纺织公司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章，并亲自雕刻浮雕石膏型，由上海造币厂制模铸造。这枚大铜章的正面图案为东南纺织公司大楼，背面图案由棉花与标志组成，直径60毫米，用黄铜铸造，共发行1000枚。浮雕花纹不高，用当时的一台160吨位的摩擦压力机压印。这枚纪念章就是建国以后由国家造币厂铸造的第一枚大铜章，对以后大铜章的生产，起到了引导和推动的作用。接着，上海造币厂的设计雕刻师、工程技术人员与制模印花工人一起，陆续铸造了“鉴真大师”、“壬戌(狗)年”、“癸亥(猪)年”、“沪东造船厂”、“上海造币厂建厂三十周年”等大铜章，直径均为60毫米，材质从开始时的黄铜，改为后来的紫铜并上古铜色。材质的改变，既有利于加工压印，又使产品富有古朴典雅格调。在花纹雕刻上，经历了一个从较低浮雕发展到高浮雕的过程。如果说“李白”大铜章属于高浮雕试制产品(仅压印数枚样章)，那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章则是高浮雕大铜章较为成功的一例。正面马克思头像在章面上高度达到5毫米左右，须经几次压印方能成功。此后，又先后制作了“老舍”、“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高浮雕大铜章，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大铜章在国内的兴起，受到钱币收藏家和广大爱好者的欢迎，不少社会知名的雕刻家都热情地参与大铜章的设计与雕刻工作。除上述张充仁先生外，还有王克庆、刘焕章、袁运甫、潘鹤等老一辈设计雕刻家，分别设计或雕刻了“宋庆龄”、“全国美展”、“抗洪赈灾”、“陈云”等纪念大铜章。这些大铜章，不论在题材的选定上，还是在构图设计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不断完善，日益提高，因而使得中国当代大铜章的声望也不断得到提高。在雕刻技法上，上海造币厂的几位雕刻师也充分发挥一技之长，用中国快要绝门的手雕绝技，雕刻了数枚大铜章。如叶柏林技师雕刻的“梅兰芳”与“宋人画选”大铜章，以刀功与凿子功相结合的特技精雕细刻，粗中见细，另具一种独特的风格和趣味。

　　随着人们对集邮、集币收藏兴趣的不断扩大，到80年代后期，收藏各种纪念章的热潮在社会上悄然崛起。为了满足广大收藏家和爱好者的收藏需求，生产发行单位采取了多种手段，以提高纪念大铜章的鉴赏和收藏价值。如采取限量铸行，配上带有编号的“鉴定证书”或“说明书”，并在证书上盖章或签名。有的在铜章的边沿上也打上编号，还有的请权威部门监制，请名家题字等等。在大铜章的造型上也开始有所变化，力求突破。如在大铜章上方加上有罗纹的罗眼，再配上绶带，成了奖章、奖牌。“第十一届亚运会”奖牌、“宋庆龄奖学金”奖章等皆属此类。又如“丁福保”大铜章，在下端加上一个能活动的底座，可以站立陈列。在外包装形式上也不断变化，塑料盒、植绒盒、木盒、皮盒、仿表盒等都被广泛采用。铜章的幅面也越来越大，1995年末，上海造币厂试制了一枚直径为80毫米的“十二星座生肖”大铜章。因为幅面辽阔，就可容纳恢宏的场景和更为丰富的内容。近年来，双金属镶嵌型、多边型和超高浮雕型大铜章也逐步面市，或在试制之中，呈现一片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局面。

　　从1979年的“香港东南纺织公司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章起，到1995年的“十二星座生肖”大铜章止，这16年当中，上海造币厂生产的纪念大铜章品种出得不算多，而且由于每个品种的数量也不大，因此，能为收藏家和爱好者收集到的品种和数量更少，特别是一些庆典专用的纪念大铜章，一般爱好者更是难以问津。即使在上海造币厂，个人收藏较多的能够集藏50枚以上者也是寥若晨星。

　　时代在前进，上海造币厂在前进，纪念大铜章也将会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推动下，不断推陈出新，放出更加鲜艳夺目的光彩。

　　庞学昌
(本文作者系上海申泉工贸总公司总经理，上海造币厂钱币研究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