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艺术新闻 >滚动新闻> 正文

揭秘张大千后半生

时间:2014-2-26 18:01:43  信息来源:新民周刊 记者王悦阳

  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张大千那样,以其鲜活曲折的一生,映照着整整一个20世纪,甚至延续至今。他是善作假画的高手、天资过人的奇才,也是富可敌国的收藏家、贫无立锥的“流浪汉”,更是以丹青艺术享誉海外的大师、盼望落叶归根的游子……张大千是一段人间传奇,他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一大千”是不无道理的。在他的生前身后,是整整一部20世纪中国美术乃至文化史,直至今日,重新来看刻薄成性的陈巨来写的《安持人物琐记》,几乎个个臧否,唯独对大千,完全是发自肺腑的赞美与钦佩。再比如张大千的忘年交,如今在华语影坛叱咤风云的导演杨帆,也不惜笔墨,多次描写过自己与大师的点滴交往,令人唏嘘羡慕不已。

  如今,能追随于大师生前的友人,屈指算来,几乎寥寥无几,但张大千时代却并没有因此而远去,相反成为一段永远的传奇。

  黄天才,人称“天公”,系台湾资深新闻工作者,也是张大千生前好友。近日,90高龄的天公历时数载,写就最新著作——《张大千的后半生》得以在台湾羲之堂出版。黄天才更是以第一手亲历资料,为读者鲜活勾勒出远去的大师特有的风神潇洒。

  “张大千先生在海外单枪匹马奋斗三十多年,终于让中华传统艺术在欧美艺坛大放异彩,我写这本书,主要目的是要为大千先生艰苦奋斗的这段过程及成就,留下一些真实记录。我也许不是最合适的,或最有资格为大千作这段记录的人,但先生辞世已三十整年了,还没有一本比较翔实而周全的关于他这段事迹的书籍问世,今天,我已届九十高龄,举目四望,海内外曾和大千先生有过交往,或曾在场目睹耳闻过他这段事迹的人,几乎没有别人了,不趁我记忆尚未完全衰退,还能勉强执笔为文的时候着手,大千的这段事迹恐怕就永远湮没了。”在介绍自己的写作原因时,黄天才如是说。

  黄天才从1960年代起奉派驻日采访,这段期间正值张大千在海外发展时期。天公谈及写作这本书的动机与缘由:“我跟在他身边的时间不多,但我有其他人所未必具备的有利条件:第一,我是一个在职而相当资深的新闻记者,记者的职业本能——强烈的好奇心与对人对事的观察力,比一般人要敏锐一些。追随采访,本就是我的工作,他从不回避我,有时还会主动邀我参与或到场帮忙他的艺术活动。第二,当年我担任台北《中央日报》驻日本特派员,长驻东京,历时二十五六年,日本因为地理位置及人文环境等因素,被大千先生选定为进军西方艺坛的阵前基地,他计划以日本为垫脚石,逐步进军欧洲艺术中心的巴黎,及至登陆欧洲成功,日本又成为他经营欧洲版图的后援基地,这让我在日本得‘地利’之便,可以就近观察他‘进军’计划的执行及运作。多年观察采访的累积,执笔写这本书时,才不致茫无头绪。”

  与一般惊世骇俗的书名不同,这本书的名字起得极为普通,而内容却极不普通。对此,黄天才表示:人生在世,通常只有“一生”,无所谓前半生或后半生;偶或有之,多半是负面意义。但大千先生则是非常少见的既有前半生、又有后半生的不凡之人。大千二十来岁,在画艺上就已经出人头地,三十来岁就已是名震大江南北的大画家,五十岁以前就已经功成名就了。1950年,他刚过半百之年,远走海外,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可他不甘心坐享五十岁前成就的余荫,让自己一帆风顺地度过一生;他雄心万丈,决定重新奋斗开辟他后半生的新天地。费尽心力、智慧,运用他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有计划、有策略地进军西方艺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他为自己所营造的愿景,达成了一个与前半生毫不逊色甚至更为出色的后半生。而此书的着眼点,恰在于此。

  张大千如何进军国际艺坛

  张大千是天分卓越的艺术家,更是性格宏观之奇人,集画家、鉴藏家及美术史家于一身,面临大时代的剧烈变迁,却能跳脱现实环境的限制,透过交游、阅历与自身的才情,将中国绘画千年传统开创出全新格局。事实上,最初的离国,他并没有打算在海外久居,但在通过对香港、台湾、印度、阿根廷等地短暂居住的比较之下,却得出了都不理想的结论,最终,他把眼光放在了从没去过的巴西。在巴西建造了精美的“八德园”后,张大千的行踪才算稍微安定。然而,巨大的经济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考虑依旧像当年一样,用手中的笔去创造最大的财富。一方面,全家数口人的吃用开销,维持园林的花木养护等迫在眉睫,另一方面,远在国内的家人,也需要大千的帮衬贴补。重重压力之下,张大千一方面绘制了一大批精美的工笔重彩作品,并在香港、台湾,甚至南洋等地的华人地区展出售卖。一方面,又积极加快了自己进军海外艺术领域的步伐。

  在南美、北美各地造访,体验西方社会生态之后,张大千更确定西方艺文重心将在欧洲。他认为要进军西方艺坛就必得以法国为第一目标;而启动基地则以中华传统艺术文化发源地亚洲为宜。经过审慎考虑,他选择了日本作为发展基地。因为相比较于其他地方,张大千认为西方艺术界更重视日本的艺术活动。1955年,经过了充分认真的准备,张大千的日本画展在一家古董店内开幕,画作仅有三十多幅,但绝对质量一流,值得一提的是还展出了几幅书法作品,写的是张大千自作诗词,在“书道”极受尊敬的日本,诗书画三绝,自然大受尊崇,这是大千的聪明之处。大获成功后,第二次的“重磅炸弹”则是当年远赴敦煌带回的多幅临摹作品。彼时,敦煌学方兴未艾,日本文化界又特别尊崇唐宋古意,张大千的这步棋子,又下得稳、准、狠。

  出人意料的是,成功来得很快。透过日本的两次展览及筹幄,张大千就此敲开了巴黎的大门。巴黎“东方美术博物馆(MUS?E CERNUSCHI)”馆长萨尔(V.Elisseeff)适巧在东京旅游,参观了张大千的两次展览,萨尔当面恳邀大千去巴黎展览。而且还表示:“越快越好,最好紧接在东京展览之后。”于是在东京展出的原件立刻全部装箱空运巴黎,再度造成轰动。之后在英国伦敦、瑞士、印度、比利时、希腊、西班牙、德国、巴西、美国及香港等世界各地办画展,使得张大千的名字与作品更是几乎深入欧美市场。

  机缘总是如此亲近张大千。就在法国展览圆满成功之际,张大千大胆地提出要去拜访毕加索。这段会晤在今天已然被多次宣扬,甚至被称为东西方艺术的高峰会,当然,也不乏贬斥者称之为张大千惯用的自我炒作。

  黄天才的书中原原本本地还原了这段历史真相,两人之间的会面,极为单纯而友好。当时张大千提出这一想法,得到了郭有守、赵无极等人的一致反对,可张大千的四川人脾气,使得他偏偏要去试试“撞枪口”,没想到带着夫人与翻译的张大千,最终得到的是毕加索出乎意料的友好与拥抱。共进午餐、互换作品、拍摄照片……这些细节已然被宣扬了无数次,但黄天才不讳言:“张大千自认这也有侥幸的成分,他拥有了常人难得的好运气。”因此,即使在晚年因眼底出血,无法再绘制精细的作品而无奈改画大泼墨、泼彩山水时,萨尔竟然会三度邀请张大千赴法国办展。去国数十年,张大千的展览也因此遍及世界各地,作为一名中国画家,其确实堪称前无古人的划时代大师了。

  惊人的艺术投资理财术

  张大千多年寄迹海外,在海外置产多处——在巴西辟建“八德园”,在美国购置“可以居”、“环荜庵”;在台北建造“摩耶精舍”,俱是奇花异卉、精巧绝伦。他的旅游行迹更遍及欧、亚、南北美各大洲,出门搭乘的是航空客机头等舱,住的是豪华昂贵旅馆,吃的也都是最顶级的美食……此等生活若不是理财有方,何以能得?也正因此,令人更想一窥其中堂奥。关于张大千的海外财源,作者黄天才归纳出三大层次:丰富的基本财源、新购的古书画的整修及加工、古书画的灵活交易及运用。

  而张大千最令人称奇之处,就是其收藏、鉴识古画的精准眼光。许多珍品在中国近现代私人收藏史上更是冠绝一时,尤其六大国宝级的名迹,包括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溪岸图》、王羲之的《行穰帖》、黄山谷《经伏波神祠诗书卷》及《苏东坡书维摩赞卷》等。

  事实上,身在海外,经济来源远不如当年那么宽裕,但是,就张大千的性格而言,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委屈自己、委屈他人。早在国内时期,靠自己的一支笔,张大千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享受着浓厚的友情,可他却没有任何置地、建房的财产,原因是所有的收入几乎都用在了古书画的收藏上。一方面是为了学习借鉴,另一方面,这也是张大千今后在海外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所谓的“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也正源于此。

  早在1940年代,因携队远赴敦煌临摹壁画多年,张大千就一度“债台高筑”,最终也是以售让收藏才得以还清债务。这次经验,使得张大千在去国之日,多生了一个心眼,将收藏悉数带出,为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果不其然,由于所有现金几乎都留在国内安家,张大千在海外的日子并不好过,暂居香港时,有一次告贷无门,只好拿了自己的三幅国宝级藏品去借高利贷,其中不乏巨然《溪山图》手卷这样重量级的文物,可见当时大千困窘之一斑。最终,因未能如期还贷,三幅国宝险些遭遇“抄没”的危险。这也让张大千警惕到,身在海外,光靠自己的笔开拓财源,是远远不够的。

  大千晚年曾说起过当年为还敦煌旧债而卖收藏的情况:“我卖的是明清古画,虽然心痛,但还可以忍受。”言下之意,对于其丰富的宋元藏品,大千是极为舍不得的。但就在海外的岁月里,为了全家的生计,为了国内亲人的生活,也为了自己在欧洲、美国艺术市场的开拓,张大千不得已考虑将自己收藏的顶级精品,逐件出售。

  可是,当年在香港,一般的古书画并不容易脱手,买者寥寥,以至于1952年张大千移居阿根廷筹钱时,买家指名索购他最心爱的南唐顾闳中手卷《韩熙载夜宴图》和五代董源的《潇湘图》。消息传出,令人大为震惊。移居阿根廷后,张大千特意进行了一次北美之旅,以此打听美国公私收藏家对中国古书画的接受程度。令人欣喜的是,美国的确是当时古书画交流的一大市场所在,张大千的选择是正确的。王季迁、顾洛阜等收藏家,成为张大千在美国变卖收藏的两个重要渠道。相比较而言,身为吴湖帆大弟子的王季迁在选画时更为“严格”,因为对大千的收藏十分了解,有时他还会点名索要,对此大千虽不舍却也无可奈何。而身为美国人的顾洛阜,财力雄厚,每次选购都数量很大。有趣的是,尽管两人选画标准不同,但最终,这批精彩而丰富的藏品,几乎不约而同都进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对于公开出售自己的藏品,张大千既不回避也不宣扬,每每谈及于此,他几乎都不发一言。在黄天才看来,“想必是因为别人不一定知道他的苦衷,多说则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口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出售字画,张大千还非常善于把握机会,及时补充收藏,特别是在战后的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大量国宝级书画得以流向市场,张大千借美国卖画的机会,又得以在东京市场大显身手,补充收藏了不少好作品。据介绍,除了熟悉的古董商为大千提供藏品外,张大千更是以其豪爽的性格、深厚的学养、精准的眼力,在日本收藏界大显身手。只要是他看得上眼的艺术品,绝不还价,出手大方,不斤斤计较,为此在日本古玩界打开了名气,当时大千住的旅馆每天要接待好几批送字画来看的古董商,只要他看中,问明价格后当即留下,即使一幅也看不中,大千照样奉上交通费日币两千元,这在当年已不是个小数目了。自1954年起,张大千连续在日本看画、买画十二三年。不仅如此,依托日本精良的装裱技术,张大千的不少藏品,得以重换新颜。

  应该说,张大千的收藏与变卖,一切都是源自生活的需要。不仅如此,面对巨大的经济负担,他甘冒“投机倒把”之大不韪,费尽心思进行古书画交易,其心智与胆魄令人敬佩。同时,他所能持有的“有舍才有得”的收藏原则,恰如王世襄所言“由我得之,由我遣之”,从容豁达地处理这些“身外之物”,最终也因此,他才会在晚年将所有收藏悉数赠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毫无留恋。

  厮守后半生的夫人徐雯波

  除了在艺术界的叱咤风云,张大千丰富浪漫的感情生活,也是读者最为期待了解的未知领域。对此,天公亦有所涉猎,只是不同于一般的花边新闻描写,黄天才巧妙地站在张大千晚年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夫人——徐雯波的角度,来叙述这些不一般的情感历程。

  自跟随丈夫离开故乡的那刻起,徐雯波没想到自己再也没回到家乡,而亲生的一子一女,也只能留在四川。在今后的数十年中,作为第四位夫人,徐雯波却得以陪伴了张大千整个后半生。以至于到了晚年,许多记忆已不复存在时,徐雯波见到张大千的照片,总会优雅地指指,说道:“这是我先生。”

  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喜马拉雅山麓大吉岭,还是远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徐雯波以其智慧、勤劳,操持着大师全家的衣食住行,甚至还为张大千生了最小的儿子心印。在张大千只身远赴重洋打拼的日子里,徐雯波既不抱怨也不矫情,除了写信叮嘱丈夫注意身体,还体贴地寄上自己的照片。显然,照片打动了向来情感丰富的张大千,当即在灯下画就了一幅精到绝伦的重彩仕女——《云山万重 寸心千里》,画中美人手执素笺毛笔,若有所思,正是雯波夫人的写照,张大千更在画上题《唐多令》一阕,以寄情愫。

  当然,这对恩爱夫妻,也曾有过不愉快。在大千旅居日本之际,徐雯波就遭遇到了一次挑战。大千在东京的“侍女”山田小姐,聪慧可人,与大师日久生情。而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徐雯波,却始终对山田小姐礼遇有加。这一不公开的事实,引起了大千身边诸多好友的抱不平,一位友人没忍住,向徐雯波抱怨了起来。没想到徐雯波却看得很开,她表示:自己早已看出两人的感情,大千并没有刻意要隐瞒她,但她并不在意。以往在四川,四个太太同时服侍大千都没有出现过争风吃醋,自己是最后一个进门的,却没有受过排挤。如今到了国外,自己是大师唯一有名分的太太,她已觉得很幸福了。现在只想好好照顾丈夫,让他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只要对他无害,自己绝不阻拦。至于山田,他们夫妇不懂日语,也的确离不开她,没有了她,谁来照顾张先生呢……一番话真挚感人,令人敬佩不已。以至于大千听闻之后,亦为之动容。后来,大千在闲谈之中,讲了这样一番话:“没有感情为基础的女人,我不会与她亲近,任何有违我良心的事,我也绝不会做。我的养生之道无他,一切顺乎自然,绝不勉强!”这无疑是对徐雯波宽宏的气度最大的肯定。

  除了情感上的大度,徐雯波在支持丈夫事业上,也不遗余力。张大千多次赴欧洲举办画展,徐雯波都得以随行,每次开幕式上,身着旗袍的画家夫人一出现,就引起一片赞美。在欧洲,尊重女性是特别重要的社交礼仪,张大千与夫人的出双入对,也为自己在欧洲艺坛的形象,加了不少分。为此,张大千非常满意地将在巴黎展出的三十幅精品力作,全部送给了雯波私藏。不仅如此,在会晤毕加索一事上,因为雯波夫人的陪同,使得毕加索的态度也空前地谦逊友好,原本在家只穿短裤的毕加索,因徐雯波的到来,还特意换了花纹衬衫和长裤皮鞋,拍了多张合影。对此,张大千晚年也不讳言:“外国人总还有尊重女士的礼貌,我后来说幸好带了太太去,毕加索对我很热忱,多少沾了我太太的光。”

  从巴西到台北,徐雯波一路追随丈夫走过了后半生最辉煌,同时也是最曲折的岁月。徐雯波于2010年辞世。黄天才在书中记述了自己最后一次与徐雯波长谈的情节。那是在1998年,纪念张大千百岁诞辰,黄天才问起徐雯波,自己一生与大师相伴,最喜欢或最怀念的是哪段岁月?徐雯波想了很久,竟然回答:“还是早些年常去欧洲旅游的那段日子吧。”这一回答让黄天才颇为诧异,徐雯波解释道:“老太爷在欧洲的朋友、学生不及在香港、台湾和日本的多,因此就不会有人总是围着他,让我连句话也没法和他说。在欧洲,我和他独处的时间很多,无论是看他画画,还是听他摆龙门阵,我都觉得好开心……在巴西和台湾,老太爷疼惜我,清晨散步有学生陪,画画有学生伺候,都轮不到我呢!其实,老太爷在外面旅行时,心情也不一样了,他本来不肯教我画画,但在欧洲那几年,有时他画累了,就主动教我画,逗着我画,还会为我改画、题画,后来不去欧洲了,他就再没有要我画过……那几年,是我和我先生单独在一起时间最多,也最愉快的日子。”

  原来,作为妻子,最怀念的,还是与丈夫独处的时刻。当黄天才问起:“欧洲女孩热情奔放,有没有缠上大千先生的?”没想到徐雯波听罢愣了一下,随即笑道:“你还问我?你比我清楚!”

  这就是徐雯波,一个永远维护自己丈夫的中国式妻子。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