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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德香港2015春拍:比利时人与黄花梨

时间:2015/3/3 19:58:36  来源:雅昌艺术网

菲利普·德巴盖

  就像美国人比尔·波特在中国寻找隐士和禅宗的轨迹之后,坦言自己前生可能是中国人一样,比利时人菲利普·德巴盖也曾在四川遇到一个老人,算命说他上辈子一定是中国人。

  2011年4月在北京恭王府嘉乐堂,中国嘉德举办了“读往会心”——侣明室藏黄花梨家具展,70 多件藏品中有罕见的黄花梨交杌和难得成对的黄花梨四出头扶手椅,这些藏品的主人就是这位“前世的中国人”。

  起先,离明式家具距离最近、最容易被人提到的外国人是上世纪30 年代,旅居北京的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Custav Ecke),他出版的《中国花梨家具图案》(英文版),称得上中国明代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20 世纪70 年代,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家、美国人安思远(Ellsworth)的著作《中国家具》出版后,在西方掀起了中国家具收藏热。菲利普说,“那个时候,中国人甚至没意识到古典家具在收藏上的意义。人们更看重字画和瓷器。”他自己的收藏也刚好是这个顺序。

  18 岁时菲利普开始收藏艺术品,他最先看到的东方文化是日本的绘画。收了一段时间后,有人跟他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东方的艺术,一定会喜欢中国的艺术。于是,菲利普开始了漫长的“淘汰”——并非淘汰艺术,而是在诸多的艺术门类中找到和他最契合的那一支。从书法到陶俑,再到宋瓷,都是探索着,直到他看到明式家具。西方藏家对艺术品产生浓厚兴趣时,会下意识地开始寻找自己的领路人,上世纪80 年代,香港是明式家具的集散地,菲利普很幸运,在开始收第一件藏品之前,就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伍嘉恩。

  伍嘉恩从1970 年代开始收藏明式家具,1987 年在香港创办了嘉木堂——这个名字是王世襄取的,起初她只做博物馆、行家生意,不与不知明朝家具好坏的人打交道,结果资深收藏家来得更频繁了,伦敦知名骨董商Eskenazi 过去卖家具给伍嘉恩,后来回过头来要她让家具给他。就是这个名声,1989 年菲利普第一次走进嘉木堂。

  “当时他一下子被‘吓到’了。”伍嘉恩说,嘉木堂是个纯白色的空间,墙上只有王世襄先生写的“嘉木堂”三个字。明式家具的线条在白色的映衬下越发地明晰起来。“一般第一次来的人,都会被震撼,菲利普待了一会后就开始和家具们说起话来,他会和它们交流。我很惊讶。”

  此后,菲利普的所有藏品都来自于伍嘉恩的引荐,他的收藏非常丰富,有些已经达到了馆藏标准。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菲利普成了海外最大的黄花梨收藏家。有不少收藏家都提到过一个词:“相处”。艺术品存世的时间要远远长于收藏家,每个能够拥有它的人都应该珍惜与之相处的这几十年光阴。

  菲利普在比利时的家原先都是西式的家具,后来明式家具越收越多,他干脆新盖了一间房,就按着一个明朝人的家把家具“用”了起来。这些家具在菲利普的家中履行着家具实用的功能,桌椅床榻,没有一件是被“供”起来的。王世襄先生给菲利普的收藏取了中国名字,侣明室,意思是“生活于明”。

  2006 年,中国和比利时建交35 周年,菲利普的收藏展是当年官方的重要交流活动,那次展览也是王世襄先生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本来我们想在公众开放日之前单独选一天让王老来看,他那时候身体已经不是太好,不太出门了,后来他还是决定要来开幕式,我很感激。”

  菲利普和王世襄先生的跨国忘年交能够结成,除了伍嘉恩的牵线,大概还是因为“侣明室”完成了世襄先生一直想做的事——有一座足够大的四合院,按古人生活的方式把明式家具置于其中,恢复一个真正的古代文人之家。相处的另一层含义,是尝试着去理解附着在藏品身上的讯息。菲利普不会中文,他了解中国文化的方式除了和行家交流,就是花大把时间在中国走访和读书。从1989 年开始,他去了30 多个城市,只为感受中国文化,不是为了寻找家具——中国民间的黄花梨精品少之又少,菲利普的藏品全部来自于海外。

  在读书和研究的过程里,菲利普发现,西方家具受到明式家具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北欧一些知名设计师就曾以毕生最经典的作品向明式家具致敬——丹麦家具设计界的大师威格纳的“中国椅”就是其中之一。

  “最早的明式家具是由传教士带回欧洲的,第一件明式家具是传到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那里,英式家具的椅背也是受了中式家具的影响。”坊间一直流传的“文人参与明式家具的设计”,伍嘉恩和菲利普都认为这没有确凿的证据。伍嘉恩说,“我们所能找到的文人参与的家具设计就是李渔的时代,那个时候明式家具已经全部定型,家具的设计很复杂,文人很难去改动它定型的结构和工艺。”

  菲利普对明代文人与家具的关系有着自己的思考:“中国古代的家具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文人想呈现一种谦和以及在大自然面前渺小的态度,但是使用的木头却是最贵的,这也是很有趣的‘讽刺’。文震亨(文征明的曾孙)所有的家具都是反映精英人士的价值观念,在视觉上就能得出社会阶层的印象,知道什么是可以坐的,什么是不可以坐的。东西方在审美上存在很多不同,比如在西方体现一个人的高贵会不断往上增加装饰,而中国是减少,Less i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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