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水纪闻》书影

　　我素来把自己喜欢的每一好本书都看作一个生命个体，每一好本书的背后都跳动着一颗浸透血汗的心，每一好本书都是作者的心在血汗中淬炼成的一颗金子，带着作者永恒的体温。《射水纪闻》无疑就是这样一颗金子。它是戴文葆(1922—2008)在逆境中所作的方志作品，体现了他在特殊年代忧国忧民、尽所当为的高贵品格。

　　我与《射水纪闻》相遇是在一家旧书店里。有段时间，每天下班后，我的双腿都会不由自主地迈进那家旧书店。当我凭着对书名的好感从书架上抽出这本《射水纪闻》后，无可抗拒地被它古雅的封面装帧深深吸引了。灰绿色封面大块留白，只在右侧一溜儿印着书名、作者、出版社，外加黑色花纹边框，最右端中间印有半个鱼尾，呈现古书之美，教人爱不释手。

　　《射水纪闻》2005年7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内容为阜宁地方志，是著名编辑家、出版家戴文葆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书名为李一氓手书。他运用司马迁作《史记》“太史公曰”、蒲松龄作《聊斋》“异史氏曰”的笔法，在节录一段方志史实或人物之后，总是以跋语形式发表某种议论，以文言出之，文辞典雅，论说精辟，启人迪世。此种有感而发的“时评”，《射水纪闻》中随处可见。如此好书，它的写作、保藏、出版却历经曲折，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苦涩屈辱的生命历程。

　　据《射水纪闻》整理者曲家源回忆，戴文葆2002年因肺炎住院“好像一下子垮了”之时，“才想起有一件重要事情早该做而未做”。“这就是我在‘文革’十年中抛妻别子，只身被发配家乡阜宁，在与世隔绝、心情极度压抑环境下所写的大量笔记。当时我用抄书自勉，用写书自励，它们构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非常珍惜它。”这就是戴文葆拿给曲家源看的四册线装书样的《射水纪闻》文稿。这些“文革”中精致的自制书，用的是毛边纸，折页双面，手工线订，里面都用钢笔写满了工整的小楷，每本都有一二指厚。由于装订得非常细心，书脊上下头都衬以小花布，外观几乎与图书馆里的线装书没有区别。

　　原来，在流放家乡阜宁的十余年间，戴文葆一方面大量抄录古诗文，计有《诗经英华》、《孟襄阳诗抄》、《月照录》等十多种;另一方面，他还竭力搜集地方有纪念意义的文献，保留地方传统。在与本地故交、老人及一些世家后人的闲谈中，他有意识地采访旧闻，搜罗遗作。他还依据采访所见所闻，结合童年记忆，用文言文写出有关家乡地理历史演变、行政区划今昔、乡贤故老轶闻、地方风土人情等的笔记文章数十篇。当时城乡盛行搞“大批判”，写“大字报”，一些识字不多或虽识字但不会写毛笔字的人，往往自携纸墨找他代写大字报，剩余的纸张就不要了。他就把这些纸色略暗又很薄的毛边纸仔细裁开折起，用线订成线装书的样子，下面衬以仿格，把自己喜欢的古诗文、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自己撰写的传记杂感等等工整地抄录在上面，大约每两三万字汇成一集。阜宁十年，他写了这样的杂记约三四十本。当时他还有“罪”在身，这样的本子不敢放在身边，而是藏在亲友家里。戴文葆非常珍视这些自己在患难中写下的文字，它记载的不仅是乡邦文史，也是自己在困顿中不甘沉沦、发愤自强的记录。他仿宋代司马光的笔记《涑水记闻》之意，把自己的笔记命名为《射水纪闻》，“射水”为故乡河流名。1977年回京后，特请李一氓先生题写书名。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十年写成《射水纪闻》，竟雪藏二十六年，直至2002年戴文葆方以之示人。又过三年，至2005年才正式出版，一部书的命运何其多舛乃尔!

　　戴文葆在《自序》中说：“所记多属乡邦逸事、闾史里乘;前人故事，地方利病，皆为昔日所见所闻，或前辈学长谭告。爰就人之所忽者聊记二三，以显微阐幽，纠谬正讹，不致贤者泯没，风流歇绝。或忆往日所读典籍，择其涉及吾江淮间旧事者，综合而述之，以印证予历年之闻见。所记虽微末之事，亦必细察而考之，必欲得其情实，始援笔书之，或可为郡邑志乘之助也。”在抑塞摧折之时，竟能作此从容不迫之语，足见戴文葆之高志雅怀。在那个狂飙烈焰的年代，戴先生以“五类分子”身份遣送回乡，而能优游林下，深受善待，将一己才智贡献给家乡，亦不世之运气;其乡民风醇厚如此，可叹可赞，实乃戴先生不幸中之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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