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贝的张氏族人大多已不住在旧村。图为小孩子在狭窄的巷道玩耍。

　　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主任黄伟文在微信上建了一个群，叫“湖贝古村在行动”。

　　从2012年开始调研湖贝的周红玫，牵头做湖贝古村独立研究且一直奔走呼吁的孟岩团队，对湖贝古村做过保护性测绘的深大教授饶小军，本城著名建筑师及学者郭湘闽、李津逵、贺承军、杨阡和马立安夫妻，还有深圳民俗文化学者廖虹雷都在其中，一百多位来自不同行业和专业领域的成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关注湖贝古村的命运。

　　随着“湖贝旧改华润投下300亿”的消息和“8月或拆除湖贝旧村”的传言先后传出，“湖贝古村在行动”群开始变得焦虑。

　　“我有一个明确立场，那就是坚决反对全部拆掉，希望完整保留下湖贝古村。”饶小军在接受深圳商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记者近日拍摄的湖贝旧村

　　壹

　　“湖贝这么有价值的古村为何不保住？”

　　周红玫2012年10月开始多次进入湖贝古村调查，之后邀请孟岩、张之扬、刘珩、郭湘闽、马立安等人进行了一场讨论，那是专业界人士举办的第一次民间讨论。

　　周红玫给记者的微信列出了近年来专业界人士对湖贝古村保护的努力。那次讨论，周红玫邀请了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嘉宾——香港著名导演张经纬，他是湖贝张氏的后代，其创作的《天水围》后来被许鞍华拍成《天水围的夜与雾》。他对古村、旧社区和城市变迁有着浓厚兴趣。

　　之后，都市实践著名建筑师孟岩牵头做了关于湖贝古村的独立研究，这些年他一直在奔走呼吁。“后来听说他进入开发商的决策会议，甚至努力以经济测算数据说服，但效果并不理想。”周红玫说。

　　和周红玫一样的多名专家在群里没日没夜讨论，刷屏的速度和热度令人迷惑：这群专家如此关心湖贝的命运，到底为什么？记者电话访问了黄伟文。

　　“在很多地方，深圳被描述为从小渔村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在对深圳发展奇迹夸赞的同时，深圳或者昔日的宝安、新安地区的历史被遮蔽了。其实深圳地区一千多年的历史是连续的，没有断裂。湖贝恰好和深圳的历史吻合。比如，深圳地名就是来源于深圳河边的深圳墟，深圳墟则是由包括湖贝在内的张氏一族所建设。湖贝古村的基本格局很完整，所以它和深圳的历史是零距离。我们理解湖贝古村，不能把它简单看成几百间老房子，应该把它看成深圳的历史标识，湖贝可以说是深圳人所共有的文化资产。”黄伟文说。

　　据文献记载，湖贝历史上为深圳墟发源地之一，村内湖贝路北侧的怀月张公祠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湖贝立村已有500年历史，明朝时期张氏爱月、思月、怀月、念月4兄弟分别在向西、水贝、湖贝立村，张爱月的叔叔张靖轩则创建了黄贝岭村。“深圳墟”的建立、维护与发展，就是张氏村落共同经营的结果。

　　“还有，我们认识湖贝的价值，不能简单看房子建筑本身。深圳不能和吉安、徽州去比古建筑资源。我们需要评估的是，这是深圳数量不多的古村落，而且是处于城市商业中心、处于最繁华地段的古村落，是与深圳有着历史渊源的古村，凭着这些，我们自然应该重新考虑它的价值。”

　　作为本土人且有过长期在东门生活经历的深圳民俗专家廖虹雷近年一直为保护湖贝古村奔走呼号。“湖贝古村保有三纵八横的村落结构，保存有清嘉庆九年重建的宗祠，另有门楼、水井和200多间民居，是典型的广府系坊巷式排屋村。1984年，深圳进行过一次全市地名普查，在后来出版的地名志中，深圳古村落数量为1500个；到1992年剩下1200个；到2012年只有200个。现在，深圳市区只有笋岗和湖贝两个古村。湖贝这么有价值的古村为何不保住？我百思不得其解。”廖虹雷告诉记者。

　　贰

　　“保护古村和城市发展没有矛盾”

　　近日记者再次探访湖贝旧村。黄昏时分，走进狭窄的巷道，古村入口处香火散发的气息扑面而来。湖贝的张氏族人大多已经不住在旧村，如今的居民多数是在东门市场做生意和打工的潮汕人。小孩子在巷道玩耍，几名摆摊的小贩慵懒地靠在小店的柜台上。往里走，海鲜的腥味让人有些不适，地上到处有污水。一间一楼的小房子开着门，里面有两个人正在开着生蚝……

　　环境恶劣，交通、消防不配套，正是主张拆除湖贝旧村人士的重要理由。确实，对于绝大部分深圳人来说，很难想象在东门这样的商业繁华地段，还有湖贝古村存在。

　　对此，黄伟文表示：“从专业角度看，保护古村和城市发展没有矛盾，保护它也能带来价值。比如上海的新天地，现在是一个具有上海历史文化风貌，中西融合的都市旅游景点。这里是石库门建筑旧区，当时卢湾区的政府官员认为，这些房子太破败了，没有办法改造，希望推倒重来。可是后来专家说服了开发商，也说服了政府，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由美国建筑师本杰明·伍德主持，改变了石库门原有的居住功能，创新地赋予其商业经营功能，现在，新天地已经成为上海的名片。上海田子坊由一个街道工厂和废弃仓库改造成居民和艺术家共同生活的特色里弄，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保护都很成功。”

　　廖虹雷告诉记者，新华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长、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祁烽曾经是深圳解放时最早成立的沙深宝边区委员会书记，后来到深圳，看到东门以前的6座碉楼一座也没有了，非常痛心。“改造过后就留下一堆假东西，老领导怎么会不痛心呢？看看近几年来，北京重视胡同文化，上海重视里弄文化，广州则重视街巷文化。广州的街巷文化，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像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就明白，一个地方能不能吸引人，说到底是你的文化。文化是内核，虽然看不见却很重要。并不是拆了以后建高楼大厦，就会有发展。”

　　黄伟文认为，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中心地带，只有深圳有这样的村落，这是它的独特性，这个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认为，保留它是对抗‘千城一面’的最好的办法，能够使得一个农业文明聚落在一个创造经济奇迹的城市核心区焕发生命力，融入到现代生活。如果湖贝古村保护下来，将来一定是深圳的骄傲，值得夸耀。否则，将来的深圳拿什么和广州、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平起平坐到一起对话？”

　　叁

　　“我害怕推土机一来古村就完了”

　　在“湖贝古村在行动”微信群里，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如何保护，这里既有观点的碰撞，也有智慧的火花。

　　有人提出了“三个湖贝”的概念，一是“深圳人的湖贝”，就是强调湖贝是深圳人共有的记忆和文化资产；“五万人的湖贝”，指出必须从湖贝现有五万居民的角度评估，包括现在居住在旧村里的租户，如何顾及他们的利益；“每个人的湖贝”，就是所有人，包括游客、外地教授学者、路人甲路人乙等，要听听他们对湖贝的命运有什么想法。黄伟文说，他在这个基础上还提出了“湖贝人的湖贝”，古村保护也要顾及湖贝村民的利益，“深圳在中国城市建设中是勇于创新和有足够包容度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把一个500年前的农业村落保留下来，通过改造，融入到现代商业世界里去，最后让各方获得利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深圳就有故事可讲，值得自豪。”

　　饶小军去年开始受华润的委托，对古村进行了保护性测绘，最后形成了一个专业报告。“结果这个报告被解读成，我是支持拆除古村的。其实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湖贝有着丰富的文化沉淀，同时也有着深圳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印记，这种双重的特色非常值得保存。所以我不仅反对拆，而且主张对古村进行完整的保留。”

　　黄伟文反对在保护古村实践中所谓的“复古”。他认为，复古只是模仿，保护性迁移也有问题。湖贝不是某一栋房子有价值，而是整个村落，它哺育了张氏家族、老深圳墟、深圳人。黄伟文举了北京大栅栏改造的例子。大栅栏做了很多技术上的探索，主要就是对舒适度比较低的民宅，通过改造，在不改房屋架构的基础上提升到现代生活水准。“当然，这对于发展商来说，需要社会责任感，需要信心。现在的开发商，一是观念和眼界有局限性，在城市改造和建设中比较喜欢从众，为避免风险，就只会采用保险的旧有模式；然后就是对历史文化带来的综合价值认识不到位。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发展商不愿意保护古村，还是目前商业开发模式甚至是城市开发建设都采用成片改造、大面积开挖的僵化模式和路径依赖造成的，但实际上那样是不可持续的。”黄伟文说。

　　廖虹雷在采访最后告诉记者，“历史上，湖贝村的商业文化基因很发达。整个张氏家族很团结，所以才能保证深圳墟长盛不衰。当年对深圳墟的改造，就应该遵循对文化遗存保护的五个原则：原址、原材料、原结构、原功能、原生态。我曾经批评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看中哪个山头，看中哪个人气旺的村落，哪个地方就会遭殃。现在动不动就几百亿砸一个古村，我就很害怕。我很害怕推土机一来，古村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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