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 《船夫》 纸本设色 141cmx364cm 1936年

　　对于“人之活动”，徐悲鸿是把人的身体、力量、心灵、精神、意志、学识综合并举。首先是身体与力量：“吾所期于人之活动者，乃欲见第一第二肌肉活动及筋与骨之活动，管他安置在英雄身上或豪杰身上，舟子农夫固好，便职业强盗亦好。因为靠着那几根骨头，那几根筋之活动，吾人方有饭可吃，有酒可饮，有生可乐，而有国可立。这种活动，在画面上，宽衣大袖，吊儿郎当之高人，是不参加的。”

　　这对经过落后就要挨打，就被称为“东亚病夫”耻辱的“五四”一代人来说，这是首先的身体的觉醒、力量体格的呼唤。于是才有徐悲鸿健壮裸身的船夫砥砺撑船的力的展现(《船夫》);也才有他同样以健壮、野性、威猛以示用力的裸体男性来歌颂叩石垦壤，要移走王屋山、太行山的愚公和其子孙们的行动和决心(《愚公移山》)这样的作品还有不少，不劳举例。

　　但如果徐悲鸿的着眼点只限于身体、力量，那也就肤浅了。在身体、力量之上，徐悲鸿也格外注重审美观念的提高、人格精神的锻造、学识教养的培育，并把这项工作提到国家文艺复兴的高度：“一般社会之审美观念提高，可以增进对人类美术品的爱好，于是有天才出，便不愁没有发挥才能的机会。人才多了，有意义的作品多了，并藏在公共地方为大家欣赏，并晓得欣赏，那便是文艺复兴了。这件重大的文艺复兴工作，吾人在迎接他的来临以前，有一起码条件，就是要先有清洁干净的穷人。因为清洁习惯都没有的人，不能希望他爱美术的，正因为美术是人类精神上之奢侈。”

徐悲鸿 《愚公移山》 纸本水墨(设色) 144cmx421cm 1940年

　　在笔者的理解里，徐悲鸿所说的“穷人”既是有着干净清洁的身体，又是有着干净清洁精神的素心人。没有此情此心，那便没有徐悲鸿烂漫优雅、质朴壮丽之画幅书篇。既然“美术是人类精神上之奢侈”，他期望的美术人就首先是要有大志向的人：“希望此后从事艺术工作的人，第一就是要立大志，要成为世界上第一等人，做出世界上第一等作品。他的不朽的程度，与中国孔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外国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但丁、莎士比亚、牛顿这一类人等量齐观的。”

　　徐悲鸿把人的启蒙、国民精神的改造当作新美术建设的逻辑起点和经验起点，把美术当作大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这是属于“五四”一代人的胸襟胆识与战略眼光。

　　但他是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学习西方文化的。鲁迅认为这正是发展新文化的关键：如果不拿来，“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文艺不能自为新文艺”。在拿来的时候，徐悲鸿没有放空和抛弃本国的艺术而全盘西化，“借助他山，必须自有根基，否则必成为两片破瓦，合之适资人笑柄而已。”

　　于是在写实主义的方针下，在雄强伟岸的美学追求中，徐悲鸿认真清理了中国绘画史(下章详述)：在批判南宗末流的同时，肯定了北宗的“茂密雄强”，并极为推重人物画家吴道子、任伯年，吴有如，以及钟繇、王羲之、范宽、徐渭、陈淳、八大、石涛、陈老莲等一大批中国画家与书家。

徐悲鸿 《双马图》轴 纸本设色 62cmx45.8cm 1945年

　　与寻找西方文化盛事传统的决心相堪应，他也同样基于东方中国文化优秀根底和雄伟历史，上溯先秦、两汉乃至魏晋唐宋，不仅以西润之，亦寻根中国血脉深处的活力来改良、助力、复兴、重塑中国画，并直取“师法造化”，因此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他的胸襟气派既超过他的同辈人，自然也超过并有别于他的法国老师们。

　　徐悲鸿终其一生坚持的即是这样的中国画改革方针：“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这一极富开放性的主张贯穿徐悲鸿一生的努力，也依然可以指导在今天而焕发着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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