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之后，本应该接着写定窑或南宋官窑或哥窑的，因有朋友建议写钧窑，好吧，这次就写写中国“宋代五大名窑”中，疑问最多、争议最多、也可能名不副其实的钧窑吧。

钧窑天蓝釉鼓钉三足花盆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说起“宋代五大名窑”，很多人都会朗朗上口“汝、钧、官、哥、定”，把钧窑排得如此靠前，甚至把钧窑陈设类的传世瓷器说成“北宋官窑”出品，故宫如此，一些专家亦如此。事实真的如此吗？我来告诉大家，此大错特错也！经过我仔细审读众多历史文献和多年的研究，综合一些国内外务实的专家、学者、机构的研究成果，我的观点是：钧窑因创烧窑变铜红釉而著名于世，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巨大贡献，可以跻身于中国名窑之列！但是，钧窑并不属于“宋代五大名窑”，更不是什么“北宋官窑”。它创烧于金国灭宋之后，盛烧于金、元至明代之间，于明朝后期衰败。在北宋末期、金、元和明朝初、中期，钧窑都默默无闻，到明朝中后期开始崭露头角，直到清朝初期才受到清朝廷青睐，从此瞩目于世。在清代和1960-1970年代，一些文人、学者、专家因为治学不严谨而疏忽大意，或者故意而为之，硬把钧窑“打造”成“宋代五大名窑”和“北宋官窑”，开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玩笑。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巨大“差错”呢？请听我拨云开雾，娓娓道来。

钧窑概述

　　钧窑和汝窑一样，同属于北方青瓷。钧窑的发源地和中心烧造区域位于如今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的县级市——禹州市。禹州市地处伏牛山余脉与豫东平原的过渡地带，颍河自西至东横贯与临汝窑和汝窑所在地古汝州（含平顶山宝丰县）相邻，有着丰富的瓷石（高岭土）、釉料、玛瑙矿和松木、煤炭等燃料资源，加上水源丰富、交通便利、与外界交流顺畅，和临汝窑、汝窑一样是得天独厚的置窑之所。我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中讲过，青瓷在南北朝时期由南方越窑传入北方之后，迅速在河南中部广为传播并发扬光大，特别是古汝州地区的鲁山段店窑，青瓷的烧造技术在唐代得以改进并逐渐成熟，产生了“鲁山花瓷”，在当时的北方地区名声显赫。在“鲁山花瓷”的影响下，汝州遍地都建起了瓷窑，其中就有“独领风骚九百年”的著名汝窑。而钧窑所在地——禹州，离唐代位于汝州的鲁山段店窑也同样相邻，见下图。

钧窑遗址所在地及河南地区古陶瓷重要窑址分布图


钧窑与汝窑、鲁山花瓷相邻
蓝圈是鲁山花瓷所在地，黄圈是清凉寺汝窑所在地，红圈是钧窑瓷所在地

　　根据历次考古的地层分析，禹州地区的瓷窑烧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可能和汝州地区的瓷窑一样，同样因“鲁山花瓷”的影响而逐渐发展起来。但那时禹州地区的瓷窑，只是一般的粗瓷，2002 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秦大树教授在禹州市神垕镇调查古窑址时，在于沟村大白堰窑址发现了唐花瓷和早期钧窑的地层叠压剖面，两地层间竟然有近两米厚的自然土层，可见二者相距有着相当长时间的历史间隔，从而证明从唐代鲁山花瓷发展到早期钧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所以，唐代瓷窑与本文所涉及的钧窑，并无传承关系。

唐代鲁山花瓷——花釉腰鼓形器

　　关于钧窑的创烧时间，业界有北宋说、金元说、明朝说等几种，甚至还有唐朝说，争论还比较激烈，当然事实只有一个。事实上，钧窑是在“靖康之难”北宋灭亡之后，因汝窑在战争中被毁、汝窑窑工逃到禹州而慢慢发展起来的，所以，钧窑的真正创烧时间应该在金国灭北宋之后，与南宋同期。这一点，我国陶瓷考古专家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中，描述得很清楚——汝窑在靖康之难中毁灭后，紧邻临汝东北乡大峪店的阳翟县神垕镇野猪沟就开始烧造一种青釉器，异军突起。从窑址发掘看，神垕镇野猪沟烧制的青釉瓷既有明显的汝窑特征、又有自身的特色，可以判断钧窑有着明显的汝窑传承关系。

钧窑天青釉葵口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钧窑在金国（南宋时期）、元代和明代初期均默默无闻，除了《元典章》中零星记载从钧州这个地方征收窑税之外，并无关于钧（均）窑的文字记载。在金、元战争中，直接导致金国灭亡的著名三峰山之战，就发生在钧窑所在地——神垕镇附近，异常惨烈的战争之下，钧窑自然难以保全。到了明代中期，关于钧窑的文字记载开始出现，“钧州窑”之名最早出现在明弘治年间（即公元1470年7月30日―1505年6月8日这段时间），明嘉靖之后“钧州窑”记载渐多，暗示其地位逐步提高，从记载内容看，这时期钧窑的品质一般，比起其他名窑口并没有受到人们的特别青睐。明万历（公元1573年9月4日）之后为避明神宗朱翊钧之名讳，钧州被改名“禹州”，均州窑从此被写为“均州窑”。种种迹象表明，钧窑在明朝中后期彻底衰败消失。但是，到了清朝初期，颜色鲜艳的陈设类钧窑器受到朝廷和皇亲国戚的追捧，逐渐进入社会上层收藏者序列，并开始被紫禁城收藏。尤其到了雍正、乾隆朝，朝廷对钧瓷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并令景德镇御窑厂仿制钧窑，把钧窑推入一个历史高位。

钧窑玫瑰紫釉渣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首次记载钧窑为名窑的书籍是《宣德鼎彝谱》，这是一部在明代后期嘉靖年间写成、冒充100多年前明宣德年间吕震所著的“伪书”。就是这部伪书提出了“柴汝官哥均定”的说辞，把钧州窑排在五大名窑倒数第二，成了钧窑“跃升”为名窑的源头。后来经过清朝文人、学者的不断引用、篡改和添油加醋，到清乾隆年间出现且一直沿用至今的简化名称——“钧窑”，甚至被提升成了“北宋官窑”。而到清嘉庆年间，为避免自相矛盾，开始把钧窑说演变成了“钧台窑”——“钧窑出钧台”，创烧时间就这样被往早推了几百年，成了“宋初所造”，在晚清以后不少书籍便以讹传讹地将钧窑列入“宋代名窑”。1950-1970年代，我国不少专家、学者不顾怀疑和反对声音，依据明清的不实书籍，未加深入研究即轻率将钧窑列为“宋代五大名窑”，并写入了重要的陶瓷历史文献。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双系罐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钧窑的烧制成就

　　钧窑瓷器是中国北方地区金、元、明时期最重要的瓷器产品之一，在其最兴盛的时期，北方广大地区的众多窑场普遍生产钧瓷。

钧窑月白釉紫红斑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一般地，世人将钧窑的瓷器分为日用瓷和陈设类瓷两类。钧窑的日用瓷大多以碗、盘、洗、罐、瓶、炉、枕等生活用品瓷器为主，釉色以带乳光的天蓝居多，部分饰有红或紫红色斑块，少见通体玫瑰紫和海棠红器物。这种天蓝中带紫红的乳光釉瓷器在金、元、明时期深受民间喜爱，北方河南、河北、山西的许多窑场，甚至南方浙江地区的个别窑场，都受其影响而烧造钧釉器物，产品也主要供民间使用，有人习惯称之为“民钧”。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碗 故宫博物院藏

　　钧窑陈设类瓷器， 有花盆、盆托、鼓钉洗、渣斗、出戟尊等， 式样别致， 造型多样， 如花盆有方形、筒形、莲瓣形等。釉色绚丽多彩有红色、青色、紫色等， 有的还有烧制过程中形成的“蚯蚓走泥”纹。底部刻有数目字， 有的还有“奉华” 、“省符”字样的铭文。

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 明代 大英博物馆藏

　　钧窑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创造出铜红釉稳定的窑变工艺，烧制出绚丽斑斓的窑变釉，改变了以往瓷器单一色釉的局面，它就像一道曜变的紫霞，开辟了陶瓷色彩的新天地，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氧化铁着色的青釉是我国南北方青瓷烧造历史最悠久的传统高温釉，尽管后来发展出了黑釉和白釉，也只是在氧化铁与氧化铝的增加与减少的配比上调整，色彩变化单调，而钧窑创造性地在釉料中加入氧化铜作着色剂，在高温还原气氛下烧成铜红窑变釉，使瓷器的颜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钧釉红彩玉壶春瓶  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

　　目前已经发现的窑变釉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鸡血红、葡萄紫、朱砂红、胭脂红、火焰红、梅子青、鹦哥绿等10余种，加之天青、月白、天蓝、米黄等基色，各种色彩融乳交织，红里透着紫、紫里藏着青、青中寓着白、白中泛着红，色彩纷呈，相映成辉。

钧窑玫瑰紫釉菱花式花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钧窑的釉色，有绿中微显蓝色光彩的，也有呈紫红色彩的；有蓝呈月白，或是蔚蓝一色；紫呈玫瑰般紫红，或像晚霞一片；更有的是斑斑点点，青蓝与紫红相间，此种错综复杂的色彩，极尽绚丽璨烂之致。更难能可贵的是，钧窑的窑变釉色，具有不可控性、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几乎不可能烧制出两个一样窑变釉的钧瓷来。所以用“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无对，窑变无双”、“千钧万变，意境无穷”等佳句来形容钧瓷窑变色彩纷繁复杂和神奇微妙就恰如其分了。

1974年河南省禹州市老虎洞窑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其中“ 玫瑰紫” 、“ 海棠红” 等紫红色的窑变釉色，最具有特殊的美感和艺术趣味，成了钧窑标志性的釉色——“ 钧釉” 。钧釉的烧成，除了窑工们发现和熟练利用各种氧化金属作为釉的呈色剂、使釉呈现出各种色彩之外，要达到“ 玫瑰紫” 、“ 海棠红” 等窑变釉的装饰效果，窑炉的结构和烧窑技术也是相当关键的。由于窑内火候的高低不同，釉中所含氧化金属还原的程度都会不同，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釉的呈色。“钧釉”的烧制成功，说明窑工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窑变的规律，达到了烧造自如的程度。所以，钧窑的窑炉结构和烧窑技术也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杰出成就。

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上的色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钧瓷虽然都属于青瓷，但施釉方式同传统青釉有很大的不同，层数多且釉层结构要复杂得多。工匠根据不同彩色的需要，配出不同的釉料，采用分层多次挂釉工艺，有的多达四、五层。以四层为例吧，从靠近胎体算起，第一、二层与一般无青釉结构一样，天蓝釉上的上部界面出现起伏很大的波浪形，有许多气泡；第三层是不连续交错的紫红层。第四层，即表面层，则是整齐均匀的铜氧化层，即淡蓝色层。

1974年河南省禹州市老虎洞窑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这样的釉层结构，对各种光波有选择性的吸收和有选择色的反射，使釉层含蕴光莹，犹如宝石。釉层里的气泡对光线的搅动作用，使釉中的流纹变幻无穷，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独特美感。

2005年7月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毛家湾1号院出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烧成的器胎呈灰褐色，器身有时有蟠曲蜿蜒、若隐若现的小条纹——即“蚯蚓走泥纹”。这本是瓷器烧制上的一种缺陷，但后来已成为一般鉴定钧瓷所重视的一种依据。当然，不是所有的钧瓷器上都有这种小条纹，但收藏界多把有这种纹路当作既保真又美观漂亮的标志。

钧窑玫瑰紫釉长方花盆上的“蚯蚓走泥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所谓“蚯蚓走泥纹”，是因瓷胎在低温素烧再上釉后，促成裂纹和缩釉，当高温时，粘度较低的釉流入空隙填补了裂纹，再施上表层釉后，纹痕与瓷体更加自然协调，如同泥田里蚯蚓走过留下的痕迹。用“蚯蚓走泥纹”的比喻很形象，其实是多次上釉后的产物。

钧窑玫瑰紫鼓钉三足洗上的“蚯蚓走泥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陈设类钧窑器的成形也很具特色，从造型到装饰都类似于商、周、秦、汉的青铜器、玉器，朴实敦厚，简洁清新。常见的钧窑器有花盆和盆奁，多为方形、长方形、六方形、八方形、椭圆形、菱形以及各种花瓣形等。这种“ 多角” 形器，制作难度大，精密程度要求高，在规格要求上极具严格，这是其它圆形器物所不及的。

钧窑玫瑰紫釉长方花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钧窑天蓝釉六方花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钧窑月白釉长方花盆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钧窑窑址分布

　　钧窑窑址自从明代中后期衰败而销声匿迹。进入20世纪，世人开始寻找钧窑窑址，最早调查窑址的是日本人原田玄讷，1930年代即到河南临汝、禹州进入实地调查，1937年尾屿洵盛根据原田玄讷实地调查汝、钧窑址的材料及大量中、英、日文资料，认为汝、钧为同一类，南宋（金）时汝窑衰落，钧窑日渐兴盛。195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曾对临汝县、宝丰、鲁山、禹州的古窑址地区做过调查之后，回去撰写了一系列考察文章。其中在《禹州之行》一文中，陈万里先生明确指出，钧窑的烧制地点，一般都说在河南禹州的神垕镇，但是经过调查，证实钧窑碎片的所在，是在离神垕镇约5 公里的野猪沟，此处距离宋代烧制汝瓷的东乡大峪店只有35公里，因此认定钧瓷与汝瓷是有密切关系的。当然，陈先生这次仅仅实地调查，并没有实质性窑址挖掘。

禹州钧窑遗址分布图

　　1960年代，古陶瓷专家、学者，对钧窑遗址曾进行过数次调查，但都未得到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宋钧”相一致的标本。如1964年3月，故宫博物院叶喆民在《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中记述他在神垕镇刘家门、刘家沟、苗家门、张庄、龙盔地等窑址发现的早期钧瓷残片，“但大都为盘、碗之类，而传世的许多号称宋钧，特别是刻有数码的盆、奁等残片，迄无所获。”

钧台窑遗址保护范围示意图

　　因不满足于专家、学者寥寥无几的考察“成果”，1964年8月，河南禹县县委、县政府抽调干部，组成“钧瓷史考察组”,成员是焦俊昌、王熙兆、谢相林、田松山。调查组经过不到半年的工作，共发现古钧窑遗址110处，收集到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瓷片、窑具标本，写出了《钧窑遗址考察笔录》，并首次推出“钧台窑”的名称及概念，为研究钧瓷发展史和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可以说“成果巨大”。后因“四清”运动开始，继而又是“文化大革命”，没有来得及进行全面挖掘，一直拖了10年之久，十分遗憾。

1974年钧台窑发掘出土底刻数目字“一”至“十”钧瓷标本

　　1974—197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禹县八卦洞、钧台等古瓷窑址进行了局部发掘，发掘面积700多平方米，清理出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窑具、瓷器及瓷片标本一千余件。器形有各式花盆、盆托、洗、炉、钵等器物；釉色有天蓝、月白、紫红等多种色调。盆、托及尊等宫廷使用器物的底部均刻一个由一到十的数目字。发现的瓷片数量最多的为钧瓷，其次还有汝瓷、影青瓷、天目瓷和扒村窑类型的白地黑花瓷。出土的标本中，有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宋钧”相一致的标本，有底刻与定窑、汝窑铭文相同的“奉华”字样的器皿。竟然还有，在该窑址发现有用钧瓷制作的“宣和元宝”钱模，其上还滴有一点钧釉，经化验与钧瓷产品的釉完全相同。

1974年在钧台窑址区发现的用钧瓷泥制作的钱模（正面和背面）

　　1974—1975年的钧窑发掘也存在不少瑕疵，一是因配合施工进行勘探性局部挖掘，范围不广；二是时间仓促、发掘不精细；三是对出土标本的比对研究不深入；四是断代结论仓促，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仅因“北宋宣和钱模”和几片刻有“奉华”的瓷片而将八卦洞、钧台窑址断代为“北宋”。这些瑕疵让导致此次发掘的结论难以服众，争论也由此开始，至今不断。我将在后面细说。

　　随后，1982年、1985年、1988年分别对神垕镇钧窑遗址进行了复查、核查发掘，均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此后，对钧窑窑址的寻找、发掘断断续续地进行，比较有代表性的两次挖掘有2001年和2011年。

　　2001年，为了弄清钧瓷创烧的时间和探讨钧窑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进程以及工艺发展的历史，解决学术界的有关争端和课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秦大树教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文军馆员组织发掘组，对神垕镇刘家门东、西区窑址，河北地窑址和下白峪窑址等四处窑址，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主动考古发掘。发掘面积650平方米，清理了窑炉遗迹8座、石砌澄泥池3座、灶1座以及窑前工作场所5处。出土了大批的瓷器和窑具残片，总数约数十万片，其中可复原器物数千件。在发掘结束后还对神垕镇西南部沿白峪河分布的5处古窑址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这次考古发掘，证明了陈万里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就是：神垕镇钧窑始烧于北宋末年、盛烧于金、元，与汝窑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这次发掘不仅取得了重要成果，而且考古规范、细致，判断慎重、严谨，结果令人信服。

　　2011年，秦大树教授再次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队，对禹州市鸠山镇闵庄钧窑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中央电视台还进行了连续的跟踪报道。

　　上述视频，报道了考古队对窑炉群的发掘。

　　上述视频，报道了考古队对钧窑器具如匣钵的发掘，并证明此处钧窑仅生产日用瓷器。

　　上述视频，报道了考古队对钧窑遗址发掘过程中的一些特殊发现，如陶瓷作坊废墟中有突发性死亡的制作工人遗骸，证明此处遗址遭遇突发性灾难而被损毁。这种损毁一般只有地震、战争等突发性原因才能造成。秦大树教授联想到，此处正处于决定金国灭亡的蒙金三峰山战役主战场附近，莫不是战争原因造成？

　　从公元1212年开始，成吉思汗率领窝阔台、木华黎、托雷等部，联合南宋，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征金战争，这个过程大家可以从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了解一个大概。其中窝阔台部采取长驱直入南部迂回策略，于公元1232年（此时窝阔台已经继承了汗位），在三峰山地区与金国进行了一场史上极其惨烈的三峰山之战，金国被打败，至此一蹶不振，于公元1234年被蒙元消灭。——此乃旁话。

　　至此，钧窑窑址分布和传播已逐渐清晰起来。早期的钧窑窑址大多以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大刘山下的白峪河岸边，从西部山区起依山傍水密集而建，较早如刘庄（刘家门）、上白峪、下白峪、于沟、张庄、苗家门、茶叶沟、槐树湾、里杜沟、红石桥、王家门、长春观等处，随后有八卦洞、钧台窑、西寺、霍洞、邓禹寨、温家门、赵家洼、五洞口、五龙泉、花石、王桥、大涧、王家门、闵庄、吴庄、黄庄、神林店、接官亭、石峪、华沟、石圪节、铁炉沟、扒村、桃园、郭寨、方山、磨街、西柳树、鸿畅村等处，此后向四面八方传播，迄今为止禹州共发现钧窑遗址150多处。其中在禹州市城北门内的钧台与八卦洞附近发现的钧瓷窑址，无论从烧造规模还是产品质量都是最优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烧造水平的影响，到了元代之后，钧窑以河南禹州钧窑为中心，向邻近的四周继续扩散，河南省内的郏县、宝丰、鲁山、内乡、汝州、登封、新安、安阳、鹤壁、修武、林州、淇县、浚县、焦作、许昌、新密、卫辉等地，河北省的磁县、邯郸、隆化和山西的交城、临汾、长治、怀仁、介休、浑源，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及浙江省金华，都争相仿制，其中，以豫西新安县发现遗址最多，超过了100处，其余各地少则一二处，多则七八处，出土器皿均以各种碗、盘、洗、碟为主，瓶罐等器皿仅占很少比例。至此，庞大的钧窑系形成。再后来，江西吉州窑烧出了光彩夺目的窑变釉，景德镇也生产出了高质量的红釉瓷器，明清时期注重的宝石红、霁红、郎窑红、美人醉等瓷器品种，都是在钧瓷工艺的启迪下发展起来的。宜兴的宜钧，广窑的广钧，景德镇的炉钧釉，均可以认为是钧瓷工艺的延续和扩展。所以说，钧窑系形成时间比耀州窑、定窑、磁州系晚，而延续时间却比耀州窑、定窑长。

关于钧窑的诸多问题

　　问题之一，钧窑的名称从何而来？

　　答案是钧窑的名称因地名钧州而来。按照古代的惯例，除非特殊的如官窑之外，一般都以所在地区的地名来命名窑口的名称。比如，邢州地区的邢窑，汝州地区的汝窑，古越州大地的越窑，定州地区的定窑（定州之曲阳县）等等。

《<金史>卷二十五、志第六、地理中》记载了阳翟县改为钧州的过程

　　钧窑所在地现在叫禹州市，在北宋时期及之前叫阳翟县，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北宋被金国灭亡之后，阳翟县收归金国所有。据《<金史>卷二十五、志第六、地理中》记载，金国先将阳翟县升为颍顺军后，于金大定二十四年（也就是南宋淳熙十一年，即公元1184年）改为钧州。为什么要叫钧州呢？

《<水经注>卷二十二》中记载了“钧台陂”的来历

　　河南阳翟县在历史上非常有名，曾经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由大禹建立的夏朝的都城。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卷二十二》记载，因《左传》中说夏朝帝王启的“钧台之享”的钧台就在河南阳翟县的钧台陂。

《春秋左传 昭公四年》记载夏启有钧台之享

　　“钧台之享”是中华民族远古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传说中我国远古时代的原始社会有三皇五帝，三皇指伏羲、神农、黄帝，五帝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其实他们就是远古时代的部落酋长，那时的帝制是禅让制，公认谁最贤能就让谁来当皇帝，当皇帝是个苦差事，要为天下苍生鞠躬尽瘁。三皇五帝的舜，选贤任能，将帝位让给了威望更高的大禹，以便让大禹继续自己未完的治水大业，而不是让位给自己的儿子。结果大禹不负众望，励精图治，“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将水患治理好，并建立了夏朝，也就是华夏文明之“夏”。大禹想把帝位禅让给舜的儿子，天下不从。大禹死前将帝位禅让给伯益——就是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山海经》的原始作者伯益，而大禹的儿子启深得大多天下百姓的拥戴，他剿杀了伯益并剿灭了不服的扈氏后，继承了帝位。夏朝启帝即位后，想方设法证明皇帝的儿子都应该是天下最贤能的，理所当然应该继承帝位，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在钧台陂设台盟昭告天下，把帝位由禅让制改称了继承制，开启了我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局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朝代，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奴隶社会。据《春秋左传 昭公四年》记载，夏启设钧台的地方就是河南阳翟县的钧台陂附近，历史上也把夏启即位叫“钧台之享”（《春秋左传注疏》 (周)左丘明_卷四十二）。——此又旁话。金国在公元1184年将阳翟县改名为钧州，皆因“钧台陂”这一古迹。

阳翟城南钧台、钧台陂位置示意图

　　按照中国古窑命名一般习惯，钧窑如果确属于北宋名窑，则应该叫“阳翟窑”才对，而既然叫了“钧窑”，说明此窑是在阳翟改名为钧州之后才开始命名的。因此，从名称来看，钧窑不属于北宋窑口。有人可能会说，会不会因为“钧台”而命名“钧窑”呢？可笑的是，还确实有一些“砖家”真持有这种奇葩观点。但这是不可能的，前面说过，钧窑是一个庞大的窑系，分布很广，离钧台遗址比较近的确实有八卦洞等窑址，但不会因为一个历史遗址而给一个庞大的窑系来命名的，事实上历史文献也鲜有“钧台窑”这个说法。

　　问题之二，为什么有钧窑、钧州窑、均窑、均州窑这么名字，它们是一回事吗？

　　答案是一回事儿，都指的是钧窑。《<明史>卷四十二 志第十八 地理三》中“河南陕西”条记载：“禹州，元曰钧州。洪武初，以州治阳翟县省入。万历三年四月避讳改曰禹州。”因钧州的钧字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钧字相同，必须避讳，在万历三年即公元1575年，将钧州改名为禹州，取大禹之名。而瓷窑又一个历史沿革，对一个已经存在并有一定名望的窑口很难改称禹窑，所以在此之后的文献中，都将“钧”字写成同音字“均”。然而，明末、清朝和现代，在一些文献中还用“均”字代替“钧”，就太不应该了。

　　《<明史> 卷四十二  志第十八  地理三》中记载明万历三年因避讳钧字改为禹州

　　与“均州”同名的地方还有一个——湖北省丹江口市。丹江口市在隋开皇五年（即公元585年）由“丰州”改为“均州”，民国初年改称“均县”，198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均县，改设丹江口市。因这个均州并不产瓷器，故不会与均窑、均州窑相混。

　　问题之三，在南宋、金、元、明朝，钧窑一直很有名吗？

　　答案是否定的。钧窑不但在宋金时毫无名气，元朝时也是默默无闻，到明代晚期才开始有所记载，一开始贬损多于褒奖，直到明朝末期才开始逐渐闻名于世。

《武林旧事》南宋 周密著

　　我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中讲过，记载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城市风貌的著作《武林旧事》中，提到了汝窑、定窑、南宋官窑等瓷器，没有提到钧窑。元代没有发现关于钧窑的文字记载。

《新增格古要论》关于古窑器的目录有16个，没有钧窑

　　由元末明初的大玩家曹昭撰的、被收藏界奉为“圣经”的《格古要论》（成书于公元1388年）中，列举了柴窑、汝窑、官窑、董窑、哥窑、象窑、高丽窑、大食窑、古定窑、古磁窑、古建窑、霍器、古无器皿等13种受追捧的古窑器，没有钧窑（阳翟窑）。71年后，王佐于公元1459年在曹昭的基础上增订出《新格古要论》，在原来13种古瓷器的基础上，增加了吉州窑、古龙泉窑、古饶器（即景德镇瓷器），一共16种世人追捧的瓷器，还是没有钧窑器。据认真查询，记载钧窑的文献一直到明朝晚期才开始出现并增多。

《<宣德鼎彝谱>卷一》中关于钧窑的记载

　　《宣德鼎彝谱》是关于钧窑最早的文献记载，宣德皇帝认为郊庙彝鼎不合古式，命工部尚书吴中仿照宋《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各书籍及内府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的样式进行重新铸造的前后过程，其卷一中说“悉倣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拣选...其柴、汝、官、哥、均、定中亦选得二十九种”。该书是研究文物的人经常引用的一本书，按照署名，是吕震等人于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奉敕编撰，按时间顺序，应为最早的记载有钧窑的文献记录。更为惊奇的是，这本书里把柴、汝、官、哥、均、定六窑并列一起，作为明宣德仿造的样式，后人以此为据，武断地认为钧窑是宋代名窑，这六大名窑中，柴窑属五代时期名窑，所以《宣德鼎彝谱》成了“钧窑为宋代五大名窑”这一说法的最初源头和铁板依据，并不断被引用。但是，《宣德鼎彝谱》被后人证明为伪书，理由有二：一是主撰吕震于宣德元年就已经去世，不可能在宣德三年来主持编书；二是书中所附项子京的《宣炉博论》，是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的书，1626年才有的书名怎么会出现在1428年的书中呢？更何况，《宣炉博论》也是伪书，《宣炉博论》篇尾注有：“皇明天启丙寅春三月檇李项子京书”的文字，明天启丙寅年就是公元1626年，而项子京（元汴）于公元1590年就去世，怎么可能又于去世36年后来写《宣炉博论》？古人的伪造早已引起后人怀疑，邵锐（1905—？年）在1920年左右、法国人伯希和（1878—1945年）在1936年、英国学者柯玫瑰在1990年就曾陆续撰文指出《宣德鼎彝谱》是伪书，其作者系伪托吕震，可能在17世纪即公元1600年之后编撰。由此可见，该书有关“悉倣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拣选…”的记载，离宣德皇帝在位已200余年，说法极不可靠，不足为据。即使事情确有其事，文中也只是说将库中这些典雅的瓷器拿来做样式而已，并没有明确说钧窑就是宋代名窑。

《<明会典>卷一百五十七 工部十一“陶器”》中关于钧州窑的记载

　　如果不算《宣德鼎彝谱》，那么成书于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3年）的《明会典》就是关于钧州窑的最早记载。《明会典》是明代一部以行政法为内容的法典，于弘治十五年书成，也称《大明会典》，共180卷。其中卷一百五十七，工部十一“陶器”条之“事例”曰：“河南彰德府，每年造瓶、坛、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四件。钧州每年造瓶、坛、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三件……俱送光禄寺供用。这说明此时钧州窑产量很大。

　　而成书于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5年）的《宋氏家规部》，在其卷四的“窑类”中，列出了柴窑、汝窑、官窑、董窑、哥窑、定窑、玉窑、彭窑、龙泉窑、吉州窑、枢府要、象窑、霍器之后，列出了钧窑，排名在高丽窑、建窑、乾提之前。可见钧窑虽产量不小但名声并不在特别显赫之列。

《<遵生八笺>卷十四之“论诸品窑器”》中关于均州窑的叙述

　　明代高濂所撰、在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成书的《遵生八笺》中，对钧窑有专门的叙述，见上图。高濂在卷十四之（“燕闲清赏笺上”）“清赏诸论” 的“论诸品窑器”里写道：“均州窑有硃砂红、葱翠青俗称莺哥绿、茄皮紫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猪肝色、火里红，青绿错杂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烧不足者，非别有此色样。俗即取作鼻涕涎、猪肝等名，是可笑耳！此窑惟种蒲盆底佳甚。其他如坐墩、炉、瓶、方盒、罐子，俱以黄沙泥为坯，故气质粗厚不佳。杂物，人多不尚。近年新烧此窑，皆以宜兴沙土为骨，泑水微似，但不耐用，俱无足取。”该记载清楚地说明，钧窑的名声远排前面条款的柴窑、汝窑、定窑、官窑、哥窑之后，还排在龙泉窑、章窑、古磁窑、大食窑、吉州窑、建窑之后。还说钧窑产品除了硃砂红、葱翠青、茄皮紫之外，其他东西都俗不可耐，大家都不喜欢，而且最近新烧制的东西还不结实，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遵生八牋>卷十五之“水中丞”》关于钧窑新烧制的水中丞的看法

　　高濂在《遵生八笺》卷十五之（“燕闲清赏笺中”）“论文房器具” 的“水中丞”里还写道：“近有均州窑新烧制的水中丞，全是模仿上述各式烧制，可惜并不好用”。这段文字透露两个信息，一是此时的钧窑正在烧制水中丞（文房中盛水的小钵），而水中丞的式样都是仿造龙泉窑、宣铜的式样做的，可惜不好用（不受待见、不被大家喜欢）。

《<事物绀珠>卷二十二“器具”》中关于钧窑的描述

　　明代黄一正所撰、在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成书的《事物绀珠》卷二十二“器具”中，把钧窑归类于“古窑器”类，并说钧窑器大、有各种颜色、光彩太露，似乎不合作者的审美观。

　　明代张应文所撰、在万历年间（应在公元1591年——1595年之间）成书的《清秘藏》中，在简单介绍柴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之后，对钧窑有较为详细的叙述，见上图。他说钧窑红若胭脂为最好，青若葱青、紫若墨色次之，颜色纯正底刻有数字号码“一”、“二”的也是好的，其他杂色的都不好。排在钧窑之下的就是龙泉窑...。为什么判断《清秘藏》应该在公元1591年——1595年之间在万历年间成书？理由是《清秘藏》是张应文所撰、由其儿子张谦德润色的，可判断撰文时张应文已经年老体弱了，属于晚年所作，书中的很多说法是抄袭高濂在公元1591年成书的《遵生八笺》。而张应文于公元1595年去世，其子张谦德于公元1595年出版了《瓶花谱》。

《瓶花谱》中关于钧窑的记载

　　明代张谦德所撰、在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成书的《瓶花谱》中记载：“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厥后有柴、汝、官、哥、定、龙泉、均州、章生、乌泥、宣、成等窑，而品类多矣！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官、哥、宣、定为当今第一珍品，而龙泉、均州、章生、乌泥、成化等瓶亦以次见重矣！”明确说出了钧窑的瓶属于三流的，大多都质量比较差。张谦德是张应文的儿子，他在其父亲《清秘藏》的基础上，对钧窑的品质、名声排行，做了进一步的明确。

明代董其昌在《筠轩清閟录》卷六“论窑器”中对钧窑的记载

　　明代礼部尚书、大画家、大书法家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在《筠轩清閟录》卷六“论窑器”中有一段对钧窑的描述，内容抄自前人之书。这段文字还有一个疑似错字，“不”应为“下”？因内容抄袭、文字排版乱、四库全书并未收录其中，有人推测《筠轩清閟录》是后人假冒董其昌大名而撰的伪书。

《长物志》卷七之器具“海论铜玉雕刻窑器”中说到钧窑

　　明代文震亨所撰、在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成书的《长物志》中有关于钧窑的记载，但内容亦为一字不漏抄袭前书。这年正是李自成、张献忠攻破河南的那一年。文震亨公元1585年生人、1645年去世，活了60岁。从明朝末期这些文献来看，这时期的文人治学不严谨，抄袭成风，东拼西凑，不加考证就原封引用。可见明末之世风日下！如明代谷泰于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编撰的《博物要览》，其关于钧窑的论述，完完全全照搬照抄高濂在《遵生八笺》卷十四“论诸品窑器”中关于钧窑的论述！

《通雅》卷三十三中说到钧窑与汝窑同类

　　《通雅》、《物理小识》都是明末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方以智所撰。方以智平生博览群书，“学惟古训，博乃能约。”《通雅》是他平日读书考释字词音义积累纂集而成的， 因为他相信在博学的基础上可以“观古今之通”，所以命名《通雅》。方以智在明崇祯四年（即公元1631年）就开始收集撰写《通雅》、《物理小识》的材料，《通雅》为主著书、《物理小识》附后，至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编成初稿。次年，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方以智匆忙逃离，在其后的颠沛流离生活之中，他仍然不忘搜集材料，予以补充。《通雅》经过不断补充、修改，直到清朝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才正式刊印。《物理小识》也在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和学生揭暄等加注重编后，得以单独成书。《通雅》、《物理小识》是明末少有的有独立思想的著作，后来得到清朝的青睐，抑或是乾隆皇帝钧汝不分的根源？随便再提一句，方以智还是一位很有骨气的明朝官员，在明朝灭亡之后削发为僧，取法名弘智，字无可，于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去世，享年也是60岁。

《物理小识》卷八之窑器本末中亦说到钧窑与汝窑同类

　　由以上分析可知，“钧（均）窑”、“钧（均）州窑”这一概念的形成，不在北宋、不在金国（南宋）也不在元朝，甚至不在明朝中期之前，而在于明代后期，并且声望逐渐提高，虽然与柴、汝、官、哥、定等名窑不在同一个档次，但当时文人已开始将其与柴、汝、官、哥、定等名窑并提，一些特殊品种被列为具有高雅特性的鉴赏品之列。

　　问题之四，钧窑在何时名声显赫的？

　　答案是在清朝。到了清朝，记载钧窑的文献就越来越多，对钧窑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有的直接把钧窑错误地捧为“宋代五大名窑”，皇亲国戚开始收藏并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皇上作为寿礼，紫禁城开始收藏钧窑，雍正、乾隆均动用御窑来仿制钧窑。钧窑此时事实上已经跻身“宋代五大名窑”序列，名声显赫。

《人海记》中记载皇帝喜欢钧窑的故事

　　清代诗人查慎行（1651—1728年）所著的《人海记》下卷里，有一条“磁瓶二百金”中记载了皇帝喜欢钧窑的故事：“大内牡丹盛开，神庙思以磁瓶贮之。偶江阴民有一均州瓶，高数尺许，欲得十金，或笑之。忽内臣觅进，上喜，问价几何？奏曰：二百金。上谕：先给百金，如未有肯，再给五十金。”查慎行是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进士，治学相对清朝一般文人还是要严谨一些，他在《人海记》中记载皇帝不惜重金购买钧窑瓷瓶，应该不会空穴来风。

《康熙万寿盛典图》节选

　　钧窑瓷器特别是陈设类瓷器，深受清代皇帝的喜爱，成为紫禁城珍贵收藏品和礼品就理所当然了。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阴历三月十八日，康熙皇帝过六十大寿，举办盛大庆典，皇亲国戚、朝廷重臣均来贺寿。由王原祁主编的《万寿盛典初集》记载了当时的盛况，并详细记录前来贺寿的人送的礼单，其中不少人送了钧窑瓷器。这充分说明此时朝廷对钧窑的青睐程度。请看：

八贝勒（就是和雍正死磕的八贤王胤禩）敬献钧窑万年青笔洗


皇十三子（即后来成为雍正左膀右臂的胤祥）敬献钧窑莲花瓶


皇十六子（胤禄）敬献钧窑蟠桃壶


皇十七子（胤礼，即果郡王，深得雍正信任）敬献钧窑花瓶、水盛


诚亲王（皇三子胤祉）敬献钧窑万年喜庆花尊


大理寺众大臣敬献钧窑元寿花尊


监造大臣张常住敬献钧窑盆奁一副

　　如果说明代文献，对钧窑有褒有贬有争论，到了清朝就不同了。清朝不加考证，完全把钧窑当成宋代名窑。清初孙承泽（1592—1677年）撰《<砚山斋杂记>卷四之“窑器”》中写道：“窑器所传柴、禹、官、哥、钧、定，可勿论矣！在胜朝则有永、宣、成、弘、正、嘉、隆、万官窑。其品之高下，首成窑、次宣、次永、次嘉，其正、弘、隆、万间亦有佳者……。”他完全继承了明代伪书《宣德鼎彝谱》中的说法。

《<砚山斋杂记>卷四之“窑器”》中已经把柴、禹、官、哥、钧、定想提并论

　　一生跟随康熙皇帝左右、深受康熙皇帝信赖的文人、翰林高士奇有一首《酬仓林·宋均窑瓶歌》：古来窑器崇朴质，瓦甖土缶无奇特。越窑传自李唐开，青瓷共宝柴皇式。雅具偏从赵宋多，锦边芒定嫌芒刺，敕使新窑建汝州，熊熊玛瑙流光泽。渡江邵局袭故京，澄泥范土何轻明。烧成惟鲜至尊用，郑重特以官窑名。处州二章巧更过，生一新兴百圾破。一器争酬数十缗，阿弟龙泉名并播。近来纤美说宣成，丽彩寒芒照四坐。宝碗鸡缸盘积红，市中论价称奇货。僧寮偶见双耳瓶，黛色浓淡光泠泠。异哉均州旧时造，几经兵燹犹完形。苍公为言出内府，乱离遗弃等尘土。当今所宝惟蒸民，焚裘裂锦轻图谱。不尔搜求焉得存，此物早同簋簠尊。禅家本意绝贪爱，赠君持去娱朝昏。雨过秋天白露时，小斋瑟瑟凉风吹。题诗灯前记佳话，纸窗木榻生陆离。京师地卤坚花木，花开花谢空寒燠。得此大足消清愁，殷勤满插东篱菊。”他也未加考证地把钧窑瓷器说成是北宋宣和内府器了。

《南窑笔记》关于钧窑的记载

　　约成书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无名氏撰手抄本《南窑笔记》中记载：“均窑，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明确指出钧窑的年代为北宋，还说明代有宁青窑、广窑、宜兴窑都在仿均，但仿得不好。

《<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关于钧窑的记载

　　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蓝浦撰《<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曰：“均窑，亦宋初所烧，出钧台。钧台，宋亦称钧州，即今河南之禹州也……”竟然明确把钧窑始烧年代提前到了北宋初年！请看清代人仿钧窑的热度，就知道钧窑在清朝大受追捧的程度了。

雍正指导景德镇仿钧釉菱花式三足花盆托 清雍正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指导景德镇仿窑变釉弦纹扁肚瓶 清雍正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指导景德镇仿钧釉直口瓶 清乾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指导景德镇仿钧釉双耳三足炉 清乾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宜兴窑仿钧釉鼓钉三足花盆托 清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广东石湾窑仿钧釉鼓钉三足花盆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仿钧窑变釉石榴尊 清道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宣统款仿钧窑变釉杏圆瓶 清宣统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问题之五，钧窑真的能确定是北宋名窑吗？

　　答案是不能。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钧窑从命名到明代文献记载，都无法明确支持钧窑属于北宋名窑。清代朝廷由于特殊原因（如民族习惯等，后面会有讨论）对钧窑青睐有加，除前面列举的文献外，还有清末寂园叟撰的《陶雅》，这些清代文人未加考证就沿袭钧窑属于北宋名窑的说法，从而误导了后世。晚清和民国时期更是深信不疑地沿袭引用，如民国初年许之衡编撰的《饮流斋说瓷》、1935年郭葆昌（1879—1942年）编撰的《瓷器概说》、1936年吴仁敬、辛安潮编撰的《中国陶瓷史》，都极不严谨地附庸钧窑始烧于北宋的说法，还道听途说把禹州说成“宋时称均州”，错误百出。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文物界大家、前辈在考证还不充分、证据链还不严谨的条件下，受一些地方利益推动，做出了“钧窑是北宋名窑”的论断。但是，进入20世纪，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不断有人向“钧窑是北宋名窑”提出挑战。当然，还有一些业界人士，出于对前辈的所有尊重而放弃了原则与治学精神，即使明知论断有误，依然附和或保持沉默。

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花盆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新中国成立后，在陈万里等人的推动下，钧窑研究也由“书本研究”进入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阶段。1960年代终于在禹县城北门内钧台、八卦洞附近发现了陈设类钧窑窑址，为故宫博物院藏的传世钧瓷找到了老家，这是个直接证据，也是个了不起的突破。但是，在判断这类陈设瓷的烧造年代方面，却出现了武断和不严谨的情况。例如，以冯先铭、叶喆民、晋佩章、赵青云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在对窑址进行调查和发掘但无令人信服的过硬年代证据基础上，依然受到明清、民国那些漏洞百出的文献影响，秉持了钧窑烧造于北宋的观点；叶喆民先生曾在《文物》1964年第8期发表《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一文，文中谈到：“关于均窑的烧造历史，因为过去文献记载不详，见解互异，所以至今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证知均窑始烧于宋。”叶老调查严谨但结论牵强；同样在该期《文物》上，冯先铭先生发表了《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一文，也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条件下断定“神垕镇均窑的始烧年代应在北宋，而不始于金。”196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杨宗荣先生、沈从文先生甚至认为钧瓷的年代可以由早先认为的北宋晚期上推到北宋中期；1974年在对禹县城北门内的钧台窑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重点发掘之后，因找到了“奉华”瓷片和“北宋宣和“钱模，赵青云先生在《文物》1975年第6期发表《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一文指出：“从这次发掘材料来看，钧瓷创烧于北宋初期......钧瓷的兴盛之日，大约是宋徽宗时期（1101—1125年）。”赵青云先生甚至将宋徽宗时期的“花石纲”、“艮岳”与钧窑陈设瓷联系在一起，臆断钧瓷花盆及花盆托是给宋徽宗种花的；1982年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把钧窑列入北宋“六大窑系”和“五大名窑”，这部划时代的权威专著，“一锤定音”、几成定论，对业界产生广泛持久的学术影响，被此后的大量论著引用；1992年，李辉柄先生编撰的《宋代官窑瓷器》中也说“可以推断，官钧窑始建年代应在政和以后。”可见，一些德高望重的业界大家、学者、专家都持有钧窑始烧于北宋的观点。

钧窑玫瑰紫碗

　　自20世纪初以来，不断有人对钧窑的始烧年代提出异议。例如，日本学者久志卓真和大谷光瑞曾于1932年撰文指出钧窑始烧于金代；文物鉴藏家罗原觉于1936年在其著作《谈瓷别录》中认为，钧窑是金代的产物；陈万里先生在1956年的文章《中国青瓷史略》中，指出汝窑、钧窑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汝窑于靖康之难（北宋灭亡）衰落，钧窑随后兴起；关松房先生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2期的文章《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里明确指出，钧窑创烧于北宋证据不足，应该在金、元时期，并明确指出郭葆昌等人，为了追求利润，利用一些传说及错误的文献，将钧窑的创烧年代提前到了北宋；童书业、史学通先生于1958年在其著作《中国瓷器史论丛》中指出：“钧窑瓷器......烧造时代大致在南宋到元代的一段期间。”1963年出版的轻工业厅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著《中国的瓷器》中写道：“钧窑就是金瓷的代表。钧窑是北宋以后继汝窑而起的北方最有名的窑，所谓‘羊肝紫’等似多盛于北宋。钧州之名，是始于金大定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窑以钧州名，也当在金统治时期。据上引述，可知钧窑是金的产物，宋不称钧窑。”李知宴先生1998年在其文章《关于钧瓷几个问题的探讨》中指出，陈设类钧瓷并不是什么官窑，而是民窑；199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余佩瑾女士在钧瓷进行研究后，推测钧瓷盛烧于金、元、明时期，最晚不会晚过明宣德；2005年欧阳希君先生在《论钧窑的年代及性质》一文中认为：“日用钧瓷创烧于金代，陈设类钧瓷则晚至元末明初以至更晚的明中前期，均属民窑性质。”

钧窑月白釉单柄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还有，北京大学秦大树教授在《钧窑始烧年代考》一文中谈到：“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和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是世界上收藏陈设类钧瓷较多的两座美术馆，笔者在检视他们的器物记录时看到，20世纪前半叶他们无不遵照中国学者的观点，将这些器物定为宋代，但已不断地有学者对其提出时代可能稍晚的异议。到20世纪60、70年代，弗利尔美术馆就将所有的陈设类钧瓷的时代从宋代改为元代，哈佛大学现在也将其定为元代。这一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际上正被日益增加的学者所接受。”1997年北京大学李民举先生撰文认为，通过对官钧烧造于“北宋说”的几个关键性证据“宣和元宝”钱范、“花石纲”、钧台窑址共存遗物的研究考证，认为这几个证据无一支持“北宋说”，并通过对宋、元、明各代各类器物的排比，得出与国外学者基本一致的结论，即钧窑陈设瓷明显具有元及明初风格，其年代应在公元15世纪左右，跨越元、明两个朝代；国外对钧窑的研究受中国的影响并不大，部分学者认为钧瓷陈设器与明代三彩器非常相似，英国人巴兹尔·格雷提出：陈设类钧瓷可能是十五世纪或稍前期的产品；英国大维德博物馆玛格丽特·梅德利认为：陈设器钧瓷的年代是元末明初，其理由这类器形巨大的器物与其它类胎釉有所不同，有元代工艺特点；苏玫瑰（Rosemary E.Scott）认为陈设类钧瓷烧制于元代明初，理由是具有元代瓷器器大、胎厚、量重的特点，而且是双模合制等。

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 明代 大英博物馆藏

　　直到今天，所有的北宋纪年墓中，没有出土过一件钧瓷。事实上，一些国际知名的博物馆、拍卖机构，已经纷纷将陈设类钧瓷的烧制年代标到了明朝！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尴尬：类似的器皿，理应烧制年代相同，可是大英博物馆标注为明代，而北京故宫博物院却标注为“北宋”！由此可见，对钧窑烧制于北宋的争议是很大的，在未找到令人信服的可靠证据之前，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能妄下结论。

　　问题之六，1974年在窑址发现有“奉华”字样器皿和北宋“宣和元宝”钱范，能说明是北宋瓷窑吗？

　　答案是不能。1974—197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禹县八卦洞、钧台等古瓷窑址进行了局部发掘，出土了大量窑具、瓷器及瓷片标本一千余件。出土的标本中，有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宋钧”相一致的标本，有底刻与定窑、汝窑铭文相同的“奉华”字样的器皿。竟然还有，在该窑址发现有用钧瓷制作的“宣和元宝”钱模，其上还滴有一点钧釉，经化验与钧瓷产品的釉完全相同。以赵青云先生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就以此为据作出了“陈设类钧窑器烧制于北宋，钧窑属于官窑”之类的判断，甚至把宋徽宗的“花石纲”、“艮岳”与钧窑瓷器联系在一起。相反，我和大多学者意见一样，关于钧窑的三个“北宋证据”——“奉华”、“钱模”、“花石纲”，要么牵强附会，要么贻笑大方，根本谈不上是什么证据。

后刻有“奉华”字样的汝窑、定窑器皿、瓷片

　　关于“奉华”字样的钧窑器皿、瓷片，刻字应出自模仿者之手。我没有找到有“奉华”字样的钧窑器皿瓷片图片，上图是几个常见的有“奉华”字样汝窑、定窑图样。上图上左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北宋汝窑奉华纸槌瓶，高22.4、深21.9、口径4.4、足径8.6cm，底在南宋刻“奉华”二字，去台湾前藏于北京故宫南库。上图上右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北宋汝窑奉华碟，高1.9-2.1、深1.6、口径12.8、足径10.1cm，底部后刻“奉华”二字，原藏地北京故宫养心殿。我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一文中讲过，“奉华”是南宋德寿宫的配殿，是宋徽宗第九子、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的宠妃刘贵妃居住的地方，宋高宗退休后就住在那里养老。很多写“奉华”的汝窑都是刘贵妃她本人使用的。通观传世汝瓷的“奉华”二字，其字体的刻法如出一人之手，同为位于浙江杭州的南宋宫廷玉工所刻，因此一般学者认为“奉华”款汝瓷是南宋皇帝赵构赏赐刘贵妃的私人用物。除汝窑之外定窑、钧窑器底也曾发现刻有“奉华”二字。上图下就是刻有“奉华”二字的定窑瓷片，字体有模仿汝窑“奉华”的痕迹。“奉华”原为朝廷宫殿私藏品，为何在民间流传？原因只有一个，那就南宋灭亡之后，宫廷物品流落民间，在民间收藏界流传、仿制，定窑“奉华”瓷片定出于模仿者之手，我想钧窑“奉华”器也不例外。这样说来，刻有“奉华”二字的钧窑器只能产生于南宋灭亡之后的元、明时期，不可能出于南宋，更不可能出于北宋。

　　关于北宋“宣和元宝”钱范，一个可疑的工艺品而已，北宋朝廷铸钱早已不用这种钱范，而且金国使用宋钱、宋时民间私铸严重都是一个历史事实。下图是那个钱范（模）的正反面，正面排列四个钱印（两对钱的正反面），钱上有“宣和元宝”四个正面字，钱范的反面有“崇宁”落款。

在钧台窑址区发现的用钧瓷泥制作的钱模（正反面）

　　稍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比如年糕模子，印模上的字，只有反刻，印出来才是正的。见下图：

民间百姓家里做年糕的模子

　　如果按照钧台窑出土的那个“宣和元宝”钱范来铸钱，那么宋钱就变成下图模样，字都是反的，真让人笑掉大牙！

　　由此可见，那根本不是什么北宋钱范儿，就是制瓷工人随手制作的一个工艺品、玩意儿而已。还有，“钱范”背面的落款是“崇宁”，“崇宁”是北宋宋徽宗在公元1102~1106年期间使用的年号，而“宣和”是宋徽宗使用的第六个年号和最后一个年号，时间是公元1119~1125年，提前十几年在崇宁年间印制十几年之后的“宣和元宝”？这穿越也忒神奇了吧。我十分不解的是，堂堂的著名文物工作者，对这么一个漏洞百出的玩意儿，竟然如获至宝，捧为“支持钧台窑为北宋官窑”的证据，这样粗糙的治学精神，岂能不沦为历史笑料？

宋代锡铸的母钱

　　好吧，既然说到铸钱，我就梳理一下中国古代的钱是如何铸出来的。我国著名的古钱范收藏家郑家相先生，在《文物》1959年第4期发表文章《历代銅質货币冶鑄法簡說》，该文提到，自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创制开元通宝钱开始，朝廷铸钱就完全采用了“母钱”冶铸法，唐宋元明清都在使用此法铸钱，一直延续1300多年，直到清末。这种方法简单、方便，既省铸造钱范的手续，又省印制土范的麻烦。仅用四个木条作成空匡，中实以土，上面布置或多或少的母钱，再把同样一匡合在上面，印成钱的面背，然后将母钱取出，这样一匡二匡，以至十余匡，再用绳捆定，上弦留入铜眼孔，熔化铜液倾人，待冷定后，开匡，则成平面形的钱树，逐一摘断磨链，便成为一个一个的铜钱。匡中的土可以一次二次继续使用，所以没有流传于后世的。当然“母钱”本身的铸造则各朝各代有所不同。因此钧台窑址发现的钱范不可能是北宋朝廷使用的钱范。

《宋史?食货志》（卷一百八十 志一百三十三 食货志二下—钱币）记载了私铸现象

　　《宋史?食货志》（卷一百八十 志一百三十三 食货志二下——钱币）记载，因携带不便、管控松懈等原因，而在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民间出现很多私自铸钱现象。

《金史?食货志》（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九 食货志三—钱币）记载了金国初年使用辽、宋钱

　　《金史?食货志》（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九 食货志三—钱币）记载了金朝早期使用旧有的宋、辽钱币，直到北宋灭亡之后的金太宗天会末年（公元1135年），才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金朝于金海陵王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铸造的正隆通宝小平钱，现在还成为钱币市场的抢手货呢。（哈哈，有些跑题了！）

　　关于将钧窑陈设类瓷器与宋徽宗的“花石纲”、“艮岳”联系起来，根本不值得一驳，只是个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而已，显得十分可笑。

　　问题之七，陈设类钧窑瓷器，其造型、釉色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气息？

　　答案应该是女真族。自从我研究完汝窑之后，开始研究钧窑瓷器，一个疑问一直存在，钧窑瓷器特别是陈设类瓷器的造型和釉色，那战鼓的鼓钉、那大红大紫的窑变釉，真的符合大宋那淡雅的审美观？请看对比：

汝窑天青釉弦纹三足樽与钧窑鼓钉三足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左图是北宋汝窑弦纹三足樽，是汝窑的代表器，右图为钧窑鼓钉三足洗，是钧窑的代表器，这两件代表器在造型和釉色方面，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和对比。我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中讲过，宋朝在艺术创作上崇奉的理念是“合于天意，厌于人意”，追求最佳境界是“天工与自然”。在这种美学思潮的影响下，宋代瓷器一反唐代雍艳富厚之风，追慕一种初看好似平淡无华，但越看越有品味的意境。而汝窑瓷器的造型与釉色，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人们这种意境——那仿佛皎月当空的清朗、那犹如风雨过后的青草地、那绵绵无尽的清新，让人们为之赞叹。这种与大自然生命融为一体的空明无尘诗境，大势若静、大态若凝，是一种很高的审美意境，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美学精神。且看钧窑，釉色有大红、玫瑰紫、驴肝、马肺、红霞等典型色彩，给人一种热烈、亢奋、好斗的视觉刺激，还有战鼓鼓钉等装饰，无论如何都无法和恬静淡雅的大宋主流审美观联系在一起。那么，钧窑到底代表了哪一个民族的审美文化呢？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中记载了金国的音乐及乐器情况

　　《三朝北盟会编》是徐梦莘（1126～1207）经过毕生收集资料而撰，在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 年）成书，该书记载了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比较真实可靠的史料，是珍贵的历史资料。该书在卷三提到，金国初年乐器只有鼓和笛，乐曲只有鹧鸪之声。

《<金史>卷三十九 志二十—乐上》中记载金国攻灭宋之后才有金石之乐




《<金史>卷三十九 志二十》中记载金世宗喜爱的鼓乐——马上乐乐曲


《<金史>卷三十九 志二十》中记载金世宗告诫子女不忘记女真民族文化风俗

　　根据《<金史>卷三十九 志二十》记载，金国在攻灭北宋、进入中原之后才有金石之乐，而金朝廷喜欢的乐曲依然是鼓乐——马上之乐，还记载在金大定9年（公元1173年）4月金世宗让歌者在睿思殿上演唱女真词，并对皇太子说，朕总想到先辈们的奋斗经历，不敢忘记，所以常常听听这些歌曲，也是想让你们知晓女真民族的醇质之风，如果语言、文字都不知道了那就是忘本。发源于女真族的金国，信奉萨满教，因长期征战，鼓是最重要的乐器，紫色的鹿皮是女真民族特色的宗教仪式服饰，女真人喜爱对比强烈的服饰，比如大红大紫等。我分析，陈设钧窑的造型和釉色，很符合女真族的文化特色，极大地迎合了女真族文化需求。因此，我斗胆在这里推测，钧窑陈设类瓷器，为金国所需而烧制，至于直接证据，还有待于业界专家们去寻找。而同样发源于女真族的满族，其宗教信仰、民族文化与金国相同，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钧窑瓷器能得到大清朝廷的青睐了。 

结束语

　　写到这里，本文也该进入尾声了。我的结论有两个：一是钧窑创烧于金代，二是陈设类钧瓷不是什么北宋官窑瓷器。要问陈设类钧瓷到底烧制于何时？我赞同明代说，即烧制于明代前期到中期之间。钧窑作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创烧出了窑变釉，极大丰富了瓷器的色彩，堪称曜变的紫霞，为中国陶瓷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于创烧时间的争论，丝毫不影响钧窑的烧制成就。

　　作为一个古瓷器历史研究的爱好者，我相当看好以北京大学秦大树为代表的业界精英的严谨治学精神，他们定能担当为钧窑历史拨乱反正之重任，还原真相，给世界一个负责任的事实结论。我也在此呼吁，一些尚在世的业界专家、学者，您也不必为了面子、利益而死扛错误不改，毕竟雪地无法埋人、滴水终能穿石，真相总会有大白的那一天，您勇敢地承认并自纠错误，照样会得到世人的尊重，更何况您各方面都有耀眼的成就，小小的武断或错误，也瑕不掩瑜。同时，我也呼吁那些顾及大佬面子的沉默者，你不需要继续沉默，勇敢地站出来，就能增加一份反对错误的坚实力量。文化自信不能也无法建立在虚假之上，只有去伪存真，还原历史真相，中华民族的文化才能更加自信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资料：

 　　1. 陈万里著《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2月出版
　　 2. 陈万里、冯先铭《故宫博物院十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2期
　　 3. 陈万里《中国历代烧制瓷器的成就与特点》载于《文物》1963年6期
　　 4. 《陈万里考古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
　　 5. 李知宴著《关于钧瓷几个问题的探讨》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1998年第2期
　　 6.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冯先铭等著 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7. 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8. 叶喆民著《中国陶瓷史》增订版 三联书店2011年3月出版
　　 9. 叶喆民著《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载于《文物》1964年第8期
　　10. 赵青云主编《宋代汝窑》河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11. 李辉柄主编《两宋瓷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12. 李知宴主编《宋元瓷器鉴定与收藏》印刷工业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13. 徐华烽《再议钧台、钧州与钧窑》载于《中原文物》2016 年第4期
　　14. 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载于《文物》1975年第6期
　　15. 李辉柄《钧窑的性质及创烧年代》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2期
　　16. 赵青云《钧瓷的起源、兴衰与复苏》载于《中原文物》1981特刊
　　17. 赵青云《钧台窑的兴起与昌盛》载于《景德镇陶瓷》第26期，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4年第2辑
　　18. 吕成龙《试论钧窑的几个问题》载于《故宫博物院88华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 关松房《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
　　20. 秦大树《钧窑始烧年代考》载于《中原文物》2004年2期
　　21. 秦大树、王晓军《记一组早期钧窑瓷器及相关问题探讨》载于《文物》2002年11期
　　22. 秦大树《钧窑三问——论钧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5期
　　23. 陈克伦《钧台窑“北宋钧窑”产品时代的再探讨》载于《上海博物馆集刊》2005年期
　　24. 权奎山《简论钧窑系形成的过程》载于《中原文物》1999年3期
　　25. 李民举《陈设类钧窑瓷器年代考辨——兼论钧台窑的年代问题》载于《考古学研究》1997年
　　26. 李民举《谈谈钧瓷的几个概念》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3期
　　27. 王熙兆等著《钧窑遗址考查笔录》载于《钧瓷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28. 郑家相《历代銅質货币冶鑄法簡說》载于《文物》1959年第4期
　　29. 东周 左丘明著《春秋左传注疏》收录于《四库全书》
　　30. 北魏 郦道元著《水经注》收录于《四库全书》
　　31. 南宋 徐梦莘著《三朝北盟会编》收录于《四库全书》
　　32. 元代 托克托主编《金史》收录于《四库全书》
　　33. 元代 托克托主编《宋史?食货志》收录于《四库全书》
　　34. 元至治二年《元典章》（《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文海出版社印行
　　35. 明代 曹昭著 王佐增订《新增格古要论》
　　36. 明代 吕震等撰《宣德鼎彝谱》收录于《四库全书》
　　37. 明代 董其昌《筠轩清閟录》
　　38. 明弘治十年编《大明会典》收录于《四库全书》
　　39. 明代 张应文著《清秘藏》收录于《四库全书》
　　40. 明代 张谦德著《瓶花谱》
　　41. 明代 黄一正著《事物绀珠》
　　42. 明代 高濂著《燕闲清赏》
　　43. 明代 高濂著《遵生八笺》收录于《四库全书》
　　44. 明代 宋诩著《宋氏家规部》
　　45. 明代 文震亨著《长物志》收录于《四库全书》
　　46. 明代 方以智著《通雅》收录于《四库全书》
　　47. 明代 方以智著《物理小识》收录于《四库全书》
　　48. 清代 孙承泽撰《砚山斋杂记》收录于《四库全书》
　　49. 清代 王原祁主编 《万寿盛典初集》收录于《四库全书》
　　50. 清代 张廷玉主编《明史》收录于《四库全书》
　　51. 清代 查慎行著《人海记》
　　52. 清代 高士奇著《酬仓林·宋均窑瓶歌》
　　53. 清代 蓝浦主编《景德镇陶录》
　　54. 清代 佚名《南窑笔记》旧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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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彦林2018年2月17日大年初二  于江西省武宁县上汤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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