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黄橙等鲜明颜色的公交专座

　　公交是大众最常用的出行方式之一，而一上公交最亮眼的大概就是那一排老幼病残专座了，它也有个让人舒服点的名称叫爱心专座。这些座位多通过鲜艳的红、黄、橙等颜色区分于其他普通座位，并辅以特殊的指示性符号与文字。大多非老弱病残者上公交，优先考虑的必然不是这些座椅，一来可能因之后有让座的危险，二来也为避免让自己处在一个如此扎眼的位置。这两者的背后却是一特殊颜色、特殊符号及特殊存在所构成的特殊指涉。而这种让座文化与专座的颜色、符号以及存在形成了一种相互指涉、叠加的关系，并作用于每一个乘坐公共交通的参与者。

　　专座背后的图像符号特性

　　图像、符号以及文字记载了人类文明的历史与发展，而公交专座所用红、黄、橙等颜色则在未接受爱心专座这一概念前对乘车公众予以与其他普通座位的区分;其次通过象征“老弱病残孕”这五个群体的符号，提示这类专座所提供使用的对象。同时，在座位附近布置“老弱病残孕专座”或“爱心专座”的显眼红、蓝颜色文字警示，在概念上对座针对的群体进行细致的划分。在设置该类“爱心专座”所配套的图像(公交座椅的图像)、符号以及文字三者，共同构成一个认知模式闭环，即对具体物质的认知与使用方式。

　　在这之下其实具有一种递进关系的认知限制，即红、黄、橙颜色的专座，对于需要引起乘坐者对特殊的爱心专座注意这一行为，但这个需要引起注意的范畴太广，颜色仅能提醒的是一种心态的转换，即能随意就坐的心态与需要区分是否应该坐的心态。这是初步范畴的圈定，是提供之后符号、文字限制的前提。

象征性的图像符号给人经验性思考的联想

　　从图像逻辑转移到符号逻辑是人类习惯性的提炼转变，也是纯色图像所指在物质内容范畴上的提升，这种具有社会化、抽象化意义的象征符号扩充了过去图像所能表达的意义。在摆脱物质性以及增强精神性的过程中，这种象征符号给予人对对象背后涉及的社会、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等等问题，产生经验性的想象。比如拄拐符号的老人符号形象，符号背后蕴含了不仅仅是老人本身这个对象，同时叠加了年迈、弱势、易受伤、需要关爱的等等社会特质。其他如腹部隆起的孕妇符号、抱着婴儿的母亲形象符号以及腿部包扎的伤残人士形象符号亦是如此，通过象征符号的展示，引起对此类群体本身以及其与社会的共存关系、导致其产生的问题等广泛的反思。

　　文字是该专座体系中的最终环节，在颜色图像与象征符号的推进式限定后，文字最终再对前两者进行着重强调。简明方式是以红色“爱心专座”进行环境与内容阐释，复杂地则对“老弱病残孕”进行重复性的再强调，即红色“老弱病残孕专座”为内容。着重且突出。

文字将进行最终的强调性阐述

　　这种图像、符号以及文字的三重叠加方式，在生活及社会场景的图像识别逻辑中是符合人类日常化与历史性的经验的。然而这种物象的图像、符号与文字被视为含有多重认知或价值属性的实际存在性观看逻辑是日常经验性的，而艺术符号在此基础上还发展出了更为抽象及提炼的逻辑。

　　社会视觉认知的经验困境

　　在艺术审美的行为中，公众大多还会采用较为常用的社会化的图像认知逻辑，即在图像中寻找对应现实世界对象的表面，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再在满是现成品装置的现代美术馆展览中，带着“这是一条凳子”，“这是一辆自行车”，或“这是一堆石头”的认知识别逻辑，而需要一种从这堆拥有且消除其本身后，展示的是观者内心由此产生的存在。强调非认知对象的存在，而归结于观者观看产生的存在，是康德的逻辑。

　　要离开这种固有的经验性的认知逻辑，首先需要的是明确认知逻辑的存在，即脱离使用固有认知经验束缚在艺术符号体验的行为模式。这种前提说白了是将艺术中再现表达的模式从历史功能中解放出来。无论是服务于宗教，还是社会某一群体的以传移载体为呈现的结果，都是需要脱离的。这是自摄影出现与启蒙运动后，艺术的范畴及概念的拓展所致的。在一个更庞大的体系中，则需要一种新的观看模式。而对于博物馆中的各类名画，则又需要在其时代背景与时代前提的条件下，增加其本身所能具有的历史性认知体会。公众实际的观展体会是模糊不清的，并不具有特别显著的依据艺术史建立的逻辑性，并且艺术家在创作时也有不断朝排除其他因素希望直击观看者内心的诉求。尽管双方某些程度上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出离意外的。正如福楼拜所认为的“伟大的画作不需要文字的解释”一般，但毕竟展示空间如今已经趋向于公共性，而公众则是差异巨大的个体组成的，最终只能通过不能使所有人满意这样的道理来安慰自己了。

　　在观看委拉斯贵之的《教皇英诺森十世》时，除了画面，观众能通过历史的文本认知宗教与赞助模式，了解当时的历史与画作诞生的背景。而再观看培根根据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所作的作品，则会产生另外一种冲击。对某些名作的临摹与再创作，一定意义上创造了一种观者经验系统中的颠覆过程。

《教皇英诺森十世》的几种版本

　　这是一种创作目的转变所带来的风格与样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始终无法避免需要通过对历史及风格的前提认知来区分，否则对于新一代的观众而言，这种背景缺失造成的出离感，最终不免导致对新的艺术风格与形式的排斥。

　　而从公交专座的这种大众传播的图像、符号以及文字的多重补充信息传播来看，当纯粹审美诉求转变为当代的观念表达诉求时，这种模式的使用则显得尤为重要了，现代展览在展示方式上也多无法避免这种呈现手段。而这恰恰是不少艺术家与策展人在谋求共同展览目的时的一个矛盾，当下更是有了对展览补充的文献、纪录片乃至于补充的体验设备等。

　　直接跨越到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所需要的则是更为全面的信息冲击，这种信息量的巨大又是无可避免的，而从现实意义到观念意义的转变本身又是抽象的，并且这两者都不可否定，毕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认知需要经验，而经验又可能成为束缚，这一悖论的存在困扰着这个时代的艺术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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