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冈熊十力先生(1885-1968)是一位怪杰。他早年参加反清革命，35岁以后弃政向学。他没有任何正规学历，特立独行，自学成才，曾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师，世界著名哲学家。他一生捍卫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弘大孔子之道，主张思想自由及学术与精神的独立，自本自根，自信自立。他是20世纪中国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消化佛学，回应西方的挑战，创建了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体用不二”的新哲学体系。

　　一、风骨

　　熊先生的人格特征是“求真”“嫉俗”，甘贫贱，忍淡泊，掉背孤行，独立不苟，堂堂巍巍地做人。他一生与世俗浮浅习气决绝，鄙弃随波逐流、追慕声誉、震慑于权威的奴才性格。他说：“凡人心思，若为世俗浮浅知识及肤滥论调所笼罩，其思路必无从启发，眼光必无由高尚，胸襟必无得开拓，生活必无有根据，气魄必不得宏壮，人格必不得扩大。”他经常劝戒弟子们不要好名好胜、好高骛远。他指出：

　　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盖欲有造于学也，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甘贫贱，忍淡泊，是非至苦之事欤。虽然，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

　　这表达了熊十力的自立之道。抗战八年，我们的民族遭逢了深重的苦难。熊先生作为民族的哲人，在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时代，虽生活穷困，然凭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发愤忘食，努力著述、讲学。熊先生潜心从事哲学研究，住在重庆北碚穷乡破庙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勉力握笔，阐释、发挥中国哲学精义。在流亡困厄之中，他仍神游玄圃，对于哲学创作，情有独钟。他确乎做到了“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居无定所，饱受贫困、病痛的折磨，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在抗战年代，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写作了大量书札短论外，最主要的是拿出了两部巨著：《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他的著作，就是这种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结晶。

　　熊十力一生有一个难圆之梦，就是由他自己来主持一个哲学研究所，可惜好梦难圆，原因在于经费问题无从着落。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资助，被熊先生拒绝。1946年发生了两次熊十力退回蒋中正资助他办哲学研究所经费的事。一次发生在是年春，熊十力从后方回到湖北，住在汉口亲戚家。蒋中正曾令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送一百万元给熊十力办研究所。万耀煌派人送给熊，熊当场退掉。来人说如不收下，回去不好交差。熊说，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熊某对抗战既无寸功，愧不敢当。

　　这年六月，徐复观将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呈送蒋中正先生，蒋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二百万元资助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熊十力再次拒绝。他给徐复观写信：

　　吾生已六十有二，虽不敢曰甚高年，而数目则已不可不谓之大，不能不自爱护也。何敬之先生款，既不办研所，自须璧还，否则将成笑话也……

　　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奉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

　　这一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熊十力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名誉、自尊和学术生命，保持气节操守，坚持独立人格。虽然他非常想办哲学研究所，但因是政府最高当局资助，他宁可不办，也不能拿这笔钱。拿了国民党官方的钱，人家就要干涉，就要为官方服务，熊十力清醒得很!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最后由徐复观把这笔钱转赠流徙于江津的支那内学院。

　　二、孤寂

　　熊十力自1950年至1954年住北京，1954年10月以后定居沪上。他埋头著述，写了《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多种著作。这些著作，虽在结构上、语言上风格不同，但基本理念一以贯之，仍以发挥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形上学为中心。他坚持理想唯心论，从未改易。他虽得到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领导人的保护，没有遭逢大批判的厄运，但总的说来，内心深处仍然是孤独的、寂寞的、苦闷的。他有“后顾亦茫茫，嗟尔独自伤”的无奈的感喟，深怀道废学绝的悲情。熊十力在1963年写作的《存斋随笔》中慨叹：“余年七十，始来海上，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逾十祀，绝无问字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熊十力1962年5月29日致唐致中并请他转唐君毅、牟宗三的信中说：“平生少从游之士，老而又孤。海隅嚣市，暮境冲寞。长年面壁，无与言者。海上九年中，独有一刘生(按指刘静窗)时来问佛法，其年才五十，今春忽死去。吾乃真苦矣。当从赤松子游耳。”

　　王元化1962年秋持熊先生老友、哲学家韦卓民的介绍信拜访熊先生前，韦卓民告诉王，说上次韦到沪上看熊时，一见面熊就号啕大哭，使韦深觉不安。韦卓民又嘱王说：“近年来，十力先生谢客来访。他脾气古怪，不知见不见你。”王元化当时是被整肃、批斗的对象。王回忆说：“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我从未讲过自己的遭遇，他也从未询问过。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里得悉，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曾为之唏嘘……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面。”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熊十力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50年代上海市政府安排给他居住的准海中路2068号小楼，被复旦小学、建新中学的红卫兵轮番抄查，他被日夜批斗，勒令交待历史问题，并在街头示众受辱。大字报贴到门口，家中书籍手稿被撕毁、拿走或查封;继被勒令搬出淮寓，挤居到儿子所住青云路家中。北京101中学红卫兵追寻到青云路，审问熊十力，问他知不知道刘少奇当年在庐山白鹿书院时有什么反动活动等。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二字，因被视为态度顽固又受批斗。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熊十力身心俱受摧残，心境悲凉，但求速去。文革刚开始不久，熊十力被这突如其来的运动弄得莫名其妙，还不断给董必武、陈毅等写信，对文革提出批评。后来，他不断地在纸条上，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写着对文革的批判。1967年以后，批斗基本结束，熊十力常常一个人独自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地走着，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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