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19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李叔同抛弃妻子，将书籍、字画赠予他人，安置好金石诸物，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名演音，字弘一。后世人称“弘一大师”。

　　李学贯中西，早年曾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1905年他赴日留学，也曾深信文艺可以救国，一如大先生鲁迅。1916年，37岁的李叔同在日本杂志上读到关于断食养生的文字。之后，他跑到杭州虎跑定慧寺试验断食17天，回学校后受马一浮的点拨，最终遁入佛门。

　　李叔同信佛最初其实是从幼年开始的，至于他在鼎盛之年抛却名利，则与社会与时局似乎不无关系。与诸多万念俱灰皈依佛门的人不一样，他是因为信仰而选择放弃世俗生活。佛教于他，是一种事业。抗战爆发后，法师手书“念书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可见一斑。

　　弘一大师深信念佛可以救国，与周大先生深信写作可以救国是一回事。这种信念的深层次理论基础是：救国需先拯救人心。至于他们使用的方式，则大为不同。鲁迅认为“批评就是建设”(这话是后人说的，并不受欢迎)，就是最深沉的爱恋。而弘一的方式，则在于传播善念。前者手段激烈，非常硬；后者敦厚，似乎非常软。

　　我私下里揣摩，李叔同遁入佛门，固然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有关，与整个社会的沉疴有关，恐怕与其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幻灭感也不无关系。盖人年轻的时候，对未来总是抱有极高的期望。尤其是天赋高一些的，往往怀揣着拯救黎民、兼善天下的志向。一旦人到中年，梦想着地。软着陆的，幸运一些；遇到硬着陆的，则万念俱灰。像李叔同这样的文人，无意或者说无法进入仕途，实现改革社会的目的；个人性格儒雅，也懒得像鲁迅那样激烈。在重重幻灭之下，采取减法，减去种种压力与重荷，可能就是必须的选择了。

　　我不禁想起台湾岛上的一个激烈人物——郭衣洞，笔名柏杨，一生性情刚烈，后来因为“大力水手案”被构陷逮捕入狱。在监狱里，他仍然怀念自己与蒋经国的情谊，给小蒋先生写信并希望对方能施以援手。他的天真与幻灭是伴生的，是在一起的。

　　信心满满，满怀憧憬，饱受挫折，思想幻灭？???一代代的年轻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回首我们的传统社会，留给年轻人的空间极少。如果说真的有什么遗产，似乎也就是两个字：挫与扼，像两道暗影。

　　我依然很喜欢李叔同。他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影响了无数的人。当年学习键盘，第一支曲子就是这支《送别》。曲调简单但是悠扬，一唱三叹。就像我们的生活，简单而有味道。虽然终于不记得怎么弹了，但这首“长亭外”，我偶尔还会唱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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